開元五年七月的洛陽城，暑熱如蒸。
但白馬寺譯經院裡，卻另有一番清涼世界。這是寺內最僻靜的一處院落，青磚鋪地，古柏參天，屋簷下掛著的銅鈴偶爾被風吹動，發出清越的聲響。正堂內，數十盞油燈晝夜不熄，將滿牆經卷照得泛著溫暖的黃光。
時值黃昏，禮部主客郎中鄭沅踏進院門時，正聽見堂內傳來抑揚頓挫的誦經聲——那是梵語，音節奇異，彷彿帶著天竺平原的風沙與恆河的水汽。
他停下腳步，靜靜聽著。三日前，禮部尚書交給他一項新差事：協助譯經院統籌今秋的佛經翻譯與刊印事宜。這原不是主客郎中的本職，但因涉及與天竺僧人的往來，便落在了他的肩上。
“是《金剛經》。”一個溫和的聲音在身後響起。
鄭沅回頭，見一位老僧含笑而立。這僧人身穿杏黃袈裟，面容清癯，眼窩深陷，鼻樑高挺，一看便知有天竺血統。但他說著一口流利的洛陽官話，帶著些許涼州口音。
“大師是……”
“貧僧鳩摩羅什，涼州人士。”老僧合十行禮，“家父天竺人，家母龜茲人，貧僧生於龜茲，長於涼州，遊學天竺十二年，開元元年奉詔來洛陽譯經。”
鄭沅連忙還禮：“久仰大師之名！下官禮部主客郎中鄭沅，奉旨前來。”
“鄭郎中請。”鳩摩羅什引他入內。
正堂寬敞，三面牆皆是頂天立地的木架，上面整齊碼放著經卷。有些是貝葉經，用鐵筆刻在天竺貝多羅樹葉上；有些是羊皮卷，來自西域；更多的是晉朝產的麻紙卷軸，上面密密麻麻寫滿漢字。
堂中央擺著七張長案，每張案後都坐著人——三名天竺僧人，四名晉朝學者。案上堆著經卷、稿紙、筆墨，還有幾本厚厚的《梵漢字典》。油燈將他們的影子投在牆上，隨著書寫動作輕輕搖曳。
“這是今日在譯《維摩詰經》。”鳩摩羅什輕聲解釋，“左首那位是天竺那爛陀寺的僧伽跋陀羅大師，中間是我，右首是長安大莊嚴寺的慧遠法師。其餘幾位是協助的學者。”
鄭沅注意到一個細節：每位天竺僧人身旁都坐著一位晉朝學者，每位晉朝學者身旁也坐著一位天竺僧人。他們時而低聲討論，時而提筆書寫，時而翻閱字典。
“這是‘雙人合譯’之法。”鳩摩羅什看出他的疑惑，“天竺僧人口述梵文經義，晉朝學者記錄並潤色為漢文；晉朝學者誦讀漢文譯文，天竺僧人對照梵文核驗是否達意。如此往復，直至文義準確、文字通達。”
正說著，那位叫僧伽跋陀羅的天竺老僧抬起頭，用生硬的漢語說：“此處……‘般若波羅蜜多’，漢文何解？”
他對面的晉朝學者沉吟道：“按舊譯是‘智慧到彼岸’。但慧遠法師以為，‘智慧’二字不足以盡‘般若’之義，‘到彼岸’也過於直白。不如譯作‘究竟智慧’或‘無上智度’？”
慧遠法師年約五十，是晉朝有名的高僧，此時捻鬚沉思片刻：“‘般若’非尋常智慧，乃洞見實相之智；‘波羅蜜多’非簡單到彼岸，乃圓滿成就之意。貧僧以為，可試譯作‘智度圓滿’。”
鳩摩羅什點頭：“善。但需加註說明：‘般若’謂諸法實相之智，‘波羅蜜多’謂離一切執著、達涅盤彼岸。”他轉向一旁的書吏，“記下：正文用‘智度圓滿’，腳註詳釋其義。”
書吏運筆如飛。鄭沅看得入神，他從未想過，譯經竟是如此精微細緻的事，一字一詞都要反覆推敲。
鳩摩羅什引他到偏室用茶。室內簡樸，只有一張竹榻、兩個蒲團、一張矮几。茶是寺院自種的薄荷茶，清涼解暑。
“大師來晉朝幾年了？”鄭沅問。
“四年又七個月。”鳩摩羅什微笑，“開元元年春，涼州刺史薦我入京。那時譯經院初設，只有三人。如今你看——”他指了指正堂，“有譯師十二人，助譯學士二十四人，書吏、校勘、抄寫共百餘人。去歲譯出經論四十三部，今歲計劃譯五十五部。”
“朝廷為何如此重視譯經？”鄭沅問出心中疑惑。他知道皇帝重儒術，也容佛道，但這樣大規模、系統性地翻譯佛經，似乎超出尋常的宗教需求。
鳩摩羅什為他斟茶，緩緩道：“鄭郎中可知，佛教傳入中土已三百年，然經典多為零散翻譯，且各家譯本不一，甚至同一部經有數個譯本，文義相左。信徒無所適從，學者爭論不休。”他頓了頓，“陛下曾言：‘教義不明，則信仰不純；經典不一，則法門雜亂。’系統譯經，是為正本清源。”
“那為何還要將儒家經典譯為胡語？”
“這正是陛下高明之處。”鳩摩羅什眼中露出欽佩之色，“佛經譯成漢文，是讓佛法適應晉土；儒家經典譯為胡語，是讓聖賢之道廣傳四方。一來一往，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
正說著，慧遠法師捧著幾卷稿紙進來：“羅什師，這是《論語》前三章的胡語試譯，請您過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