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基層黨組織書記述職評議工作再度拉開帷幕。與往年如出一轍，青林區委組織部下發的檔案，對述職報告的格式、字數作出了嚴格統一的規定，並要求提交兩個版本。
其一為“書面版本”，用於彙編成冊，在述職評議會議時分發。該版本規定字數上限為4000字（含標點），第二部分“存在問題”的篇幅必須達到總字數的三分之一，即精確至不少於1334字。其二為“現場版本”，專供極少數被指定進行大會口頭述職的單位使用，字數須嚴格控制在1500字整，且“工作亮點”、“存在問題”、“下步打算”三個部分必須均等，各佔500字。所有字數計算均不含報告標題和標點符號本身。
儘管所有單位都需按此雙重標準精心準備，但最終的實際用途卻大相徑庭。除了彙編成冊的命運，“現場版本”對絕大多數未被安排登臺的單位而言，純屬“備而不用”。區委組織部這套沿襲多年的述職報告“雙軌制”，已然成為歲末年初的一道固定風景。
任務下達後，青林區竹業管理局吳局長在規定時限內擬好了述職報告初稿。書面版本不多不少，剛好4000字；現場版本亦嚴格按1500字要求製作完成。他將稿件準時送達區委組織部指導組稽核。對於稽核流程的“曲折”，吳局長心知肚明，每年不折騰個七八個回合絕難透過。送出初稿，他便做好了“數易其稿”的心理準備。
反饋很快抵達：字數符合要求，但書面版本第二部分“存在問題”的字數未達1334字下限，需補充完善。吳局長核查後發現，這部分內容的確比規定少了整整50字。反覆研讀，內容已無可增刪，只能在文字上“精耕細作”。
第一輪修改： 他將原文中“機關人員少，人崗分離，對工作跟蹤問效不夠。”這句略顯單薄的表述，擴充套件為：“單位在編在崗3人，1人長期抽調參與全區中心工作，1人因病日常耽擱多，實際穩崗1人。因人手極度短缺，工作安排重部署輕落實，後續跟蹤問效嚴重不足。”補充後，“存在問題”部分終於達標至1334字。然而，新問題接踵而至——報告總字數從4000字膨脹至4050字，突破了上限規定。他只得忍痛對“工作亮點”或“下步打算”動刀。斟酌再三，他將原文“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優勢，協同相關部門，組織區竹業協會，深入各鄉鎮開展竹業資源調查研究，向區委、區政府專題報告並提出建議，積極為全區竹產業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精簡為：“組織區竹業協會開展專題調研，為全區竹產業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恰好刪去50字。書面版本各分部字數及總量終於合規。他隨即對照調整了現場版本，提交了第二稿。
第二輪反饋： 指導組認為，書面版與現場版的第一部分“特色亮點工作”均顯單薄，需深入挖掘；同時要求精簡第三部分“下步打算”內容。字數總量限制依舊雷打不動。
第二輪修改： 吳局長在“特色亮點工作”部分增補：“為強化全區竹產業發展人才支撐，區竹業管理局主動作為，聯合區職業技術學校舉辦‘竹產業高質量發展人才培訓班’。從全區各行業精心遴選120名直接從事、間接關聯竹產業或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的骨幹，開展為期一個月的脫產集訓。此舉既精準培育了產業急需人才，又錘鍊鍛造了幹部隊伍，為全區竹產業高質量發展夯實了人才根基。”內容豐富了，字數也隨之增加。他只得在“下步打算”部分“做減法”：能用一個字表達的絕不用詞，能用短句的絕不用長句，能一句話概括的絕不分兩句。一番“錙銖必較”的操作後，書面版本三部分字數最終定格為：亮點1343字，問題1334字，打算1323字，總字數4000字紋絲不動。現場版本也相應調整後，第三稿送審。
第三輪反饋： 書面版本的第一、三部分及現場版本獲認可，但書面版本第二部分“存在問題”“見人見事”不足，需進一步細化。
吳局長頓感棘手。書面版本總字數已卡在4000字上限，第一、三部分好不容易過關。若第二部分再“見人見事”，字數必然超標，此路不通。他苦思冥想，幾乎“江郎才盡”，硬著頭皮給指導組同志發去資訊：“述職報告中查擺的問題，擬在後續考核個別訪談環節再見人見事彙報。”資訊發出，半小時杳無迴音。吳局長猛然看錶，已近深夜十一點。
他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出辦公樓。隆冬的街頭，寒風凜冽，行人寥寥。腹中咕咕作響，他才驚覺晚飯尚未著落——區委組織部要求述職報告必須當日定稿，下班後他便一頭扎進了修改中。老婆出差，家中冰箱空空，他信步走向體育公園旁尚未收攤的小吃檔。抬眼望去，不遠處區委組織部的大樓燈火通明，顯然，那些“組工”同志們仍在挑燈夜戰，這已是他們的工作常態。
吳局長本以為述職報告就此塵埃落定。不料，半月後，辦公室主任突然接到區委組織部電話通知：經部領導最終稽核，區竹業管理局述職報告仍存問題，需重新修改完善，請經辦人員面談。所謂經辦人員，自然還是吳局長——全域性僅3人，除他之外，一名班子成員長期脫產在外參與區中心工作，另一位帶病堅守的辦公室主任，顯然難以承擔區委組織部如此“重要”的材料任務。
吳局長不敢怠慢，即刻前往。走進指定的辦公室，與電話中人對上號，眼前是一位約莫二十出頭、神情嚴肅的年輕同志，想必就是指導人員。對方剛打發走一位領完意見的幹部，轉向吳局長，威嚴地點點頭，示意他坐下。
吳局長這才注意到，自己身處區委組織部的小會議室。室內人頭攢動，顯然都是為同一使命而來。“組工”同志們三五成堆，分頭“指導”著各單位來人。會議室裡人來人往，氣氛忙碌而緊張。巨大的回字形會議桌上，橫七豎八堆滿了各單位的述職報告列印稿，以及厚薄不一、顯然屬於“照圖施工”的各類工具書。
等候指導的人群形形色色：有具體經辦的小科員，有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有分管副局長，也有像吳局長這樣的一把手親自上陣。眾人神態各異：年輕的面色緊繃，俯首帖耳，口中“嗯嗯”應承；稍年長些的故作鎮定，把玩著手機，或頻繁進出接打電話；而那些久經沙場的“老油條”們，則顯得格外不羈，甚至有人半開玩笑地丟擲些“組工”同志們不愛聽的“風涼話”。
會議室一角，區農業局辦公室主任正漲紅著臉與一位年輕指導員爭辯：“工作總結到位、問題找準、措施提實不就得了！非得死摳每個部分的字數比例，這算哪門子規定？”另一邊，區水利局一位副局長態度溫和，卻語重心長地對面前的年輕幹部講道理：“你們這‘雙標準’要求，所有部門一律照辦，得耗費多少人力物力財力？不參加現場述職的單位，何必多此一舉準備現場稿？書面報告印製上百本，厚厚一沓，真正細讀的又有幾人？這些實際問題，你們考慮過嗎？”
靠近門口處，一位新提拔的某鎮宣傳委員格外活躍。他剛從區委組織部走出去不久，工作熱情高漲，前途無疑一片大好。此刻，他儼然以半個“指導員”自居，主動參與指導。只見他隨手抄起桌上磚頭般厚重的一本工具書，“嘩啦啦”熟練地翻到某一頁，指著書上的示例，對面前一位昏昏欲睡的老同志說道：“你們的報告總體尚可，但第二部分‘存在問題’的精準度有待提升。”見對方心不在焉，他乾咳兩聲，重複了一遍。老同志不耐煩地揮揮手：“甭繞彎子，直說怎麼改！”年輕委員臉上掠過一絲尷尬的紅暈，指著書頁道：“比如這條，‘懇請組織進一步關心區經信局幹部職工，尤其涉及職級待遇問題。’這屬於超越你局職權範圍的訴求，不宜寫入報告，建議更換為其他具體問題。”
此言一齣，猶如捅了馬蜂窩！那位老同志——區經信局的李衛東，“噌”地站起，怒目圓睜，聲如洪鐘：“單位能解決的破事，我還用得著提？什麼意思？你們組織部的問題我們就不能碰？非得逼我們單位自身無中生有找問題？這不就是典型的避重就輕、粉飾太平嗎？”這位為個人職級晉升奔走多年、素有“上訪明星”之稱的老李，曾是戰功赫赫的功臣，此刻被徹底激怒。他氣咻咻地撂下一句狠話：“不改了！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問題！別的沒有！難不成你們要我們‘抓屎糊臉’（意即自取其辱）！”言畢，拂袖而去。多年來，他個人通往更高職級的“康莊大道”，似乎總差著那令人絕望的“最後一公里”。
這突如其來的爆發，讓整個會議室瞬間凝固。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動作，面面相覷，空氣中瀰漫著錯愕與尷尬。短暫的死寂後，角落裡一個微弱的聲音怯生生地響起：“像我們這種小單位，幹到退休也未必輪到一個優秀公務員名額，這……算不算問題？”這不合時宜的提問，引得全場爆發出一片壓抑已久的鬨笑。
喧譁聲顯然驚動了隔壁。分管此項工作的副部長推門而入，對眼前的情形心照不宣，不便當眾詢問細節，只能板著臉，目光掃視全場，嚴肅地說：“年度述職評議，是展示各單位一年來工作成效的重要平臺！務必高度重視！”他揹著手，在會議室裡來回踱步，無形的壓力瞬間彌散開來。會場迅速恢復了表面的“莊嚴肅穆”，稽核指導工作得以“正常”進行。
吳局長領完指導意見走出大樓，只覺得腦袋沉甸甸的，塞滿了各種瑣碎的要求。他抬頭望著青林區冬夜清冷的天空，心頭湧起一股無力感：看來今年這份《述職報告》，遠非預料中的七八稿了。
後來，中央和省市相繼出臺為基層減負鬆綁的硬性規定，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當新一輪述職評議工作部署檔案下發到吳局長案頭時，他望向窗外新抽的竹枝，長舒了一口氣。心想：有了這自上而下的清風勁吹，本年度區委組織部的述職報告要求，總該務實些，不再拘泥於那套繁複冗長、華而不實的官樣文章了吧？至少，這縷為基層鬆綁減負的微光，已然透過了層層疊疊的文牘，照進了心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