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日軍在那集中處決，他偷偷摸過去，爬上一棟半塌的民房二樓。
樓下，一個乾涸的池塘，此刻己經被屍體填滿，層層疊疊。新抓來的人被不斷推向塘邊，機槍就架在土坡上。
馬吉舉起攝影機。
就在這時，樓下傳來皮靴踩踏地板的“咚咚”聲和日本話的吆喝！
一隊巡兵闖了進來！
他的血瞬間涼了半截，幾乎是手腳並用地縮排角落一個破衣櫃後面，把帆布包死死壓在身下。
腳步聲越來越近，手電的光柱在樓梯口亂晃。
他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一聲聲，幾乎撞斷他的肋骨。
突然，隔壁房間傳來一聲女人的尖叫，緊接著是布料被撕碎的聲音和日本兵的淫笑。
巡邏兵的注意力被立刻吸引過去，罵罵咧咧地朝那邊走去。
馬吉癱在灰塵裡，過了足足五分鐘才敢動彈。後背的棉衣被冷汗浸透，冰冷地貼在肉上。
那天之後，他發了三天高燒。昏昏沉沉中，眼前全是晃動的刺刀、噴濺的血和那些空洞的眼睛。
拉貝來看他，摸了摸他滾燙的額頭，只說了一句：“約翰，你得停下。再這樣下去，你沒被日本人打死，自己就先垮了。”
馬吉搖搖頭，燒得乾裂的嘴唇翕動：“不能停……停了對不住那些死人。”
燒稍微退點，他又背起了帆布包。只是更小心了，每次只帶一兩卷膠捲，拍完立刻送回安全區藏好。他找到一家藏在深巷裡的小照相館，瑞士老僑民老亨利經營。老亨利話不多，接過膠捲時只看他一眼，不問來路。
“三天後來取。”老亨利總是這麼說。
一首都很順利。沖洗出來的照片清晰得殘忍，馬吉把它們夾在一本厚得能當磚頭的《聖經》封皮夾層裡。那是他最後的保險——萬一自己出事，至少這些樣片還有機會被人發現。
時間到了1938年二月中旬，雖然城市的氣氛依然壓抑，但秩序在緩慢恢復。
那天他去取照片，剛走到巷口，就看見照相館的門大敞著，玻璃碎了一地。兩個穿黑色制服的日本憲兵正把老亨利從裡面拖出來。老頭臉上全是血，一隻眼睛腫得睜不開，嘴裡還在嘶吼。旁邊有個穿長衫的中國人，點頭哈腰。
馬吉腦子“嗡”了一聲，幾乎要衝過去，卻被身後一隻大手死死拽住。回頭，是安全區的中國雜役，老陳。老陳臉色慘白，嘴唇抖得說不出話，只拼命把他往巷子深處拉。
他們躲進一個堆滿爛木頭的死角，眼睜睜看著老亨利被塞進一輛黑色汽車拉走。照相館裡所有東西都被搬出來，扔在街上。包括那些還沒沖洗的膠捲和一部分洗好的照片——風捲起幾張散落的相紙，模糊的影像一閃而過，正是他前幾天拍下的街頭慘狀。
“完了……”馬吉喃喃道，腿一軟，要不是老陳撐著，幾乎要坐倒在地。
訊息像瘟疫一樣傳開。拉貝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安全區幾個核心成員擠在昏暗的地下室裡，煙味嗆得人睜不開眼。
“日本人己經拿到部分照片，只要老亨利開口，就能順著線索查到你頭上。”拉貝盯著馬吉，每個字都像從牙縫裡擠出來。“就算老亨利不會出賣你，但南京所有登記在冊的外僑裡，你是少數幾個有專業攝影裝置的。他們很快會找上門。”
“怎麼走？”英國商人費奇苦笑，“水路陸路全被封死了，出城的每條狗都要被扒層皮！”
一首沉默的魏特琳女士——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代理校長——突然開口：“走水路，下關碼頭。檢查有縫隙。我們能聯絡上一些人。”
她說的“一些人”，是老陳冒死搭上的線。老陳有個遠房表親在碼頭做苦力，暗中跟城外“西爺的人”有聯絡。訊息是：可以送一個人出去，但只能送到南京遠郊的接應點，“貨物”必須自己想辦法帶出城。
“分開。”馬吉突然說，聲音沙啞但異常清晰，“最核心的電影膠片和己經沖洗出來的小樣片，我隨身帶走。其他的備用膠捲，可以分散藏在安全區，由你們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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