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號，九龍半島西北，深水埗。
這裡的街道狹窄而擁擠，空氣中瀰漫著廉價機油、隔夜飯菜和排水溝散發出的酸臭味；唐樓鱗次櫛比，密密麻麻的違建天台像是城市身上經久不愈的瘡痍。
中午十二點，張崇邦帶著幾名重案組探員，深一腳淺一腳地從一棟唐樓裡走了出來。
陽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他摘下襯衫領口掛著的警員證，然後順手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水。
距離那場震驚全港的紅磡綁架案，已經整整過去了兩週。
這兩週裡，警隊的壓力大到了臨界點，為了挽回警隊那點可憐的尊嚴，韓義理在還沒下臺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全港大搜捕”。
在第一週那瘋狂的七天裡，港島的每一條後巷、每一間無牌旅館、每一個被稱為“罪惡溫床”的角落都被警察翻了個底朝天。雖然在那場大搜捕中，警方意外地整治了上百起賣淫盜竊案，抓獲了五個潛逃數年的通緝犯，甚至還端掉了一個小型製毒工坊，但那個策劃了紅磡大爆炸、處決了霍兆堂的劫匪團伙，卻連一根汗毛都沒留下。
張崇邦在那一週裡幾乎沒閤眼，他參與了每一場突擊行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心中的那股荒謬感就越發強烈。
他很清楚，這種地毯式的搜尋對於那些有預謀、有組織、甚至擁有極高反偵察能力的職業悍匪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他們既然敢在紅磡搞這麼大陣仗，就絕不會躲在那種隨處可見的貧民窟裡等警察上門。
於是在搜捕無果後的第二週，張崇邦決定換個思路，從霍兆堂的人際關係入手。
他堅信，劫匪選擇霍兆堂絕非偶然，雖然劫匪一直展現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那六個億贖金，但張崇邦覺得，這並不是那群劫匪的主要目的。
“如果是單純為了錢，他應該專注於拿到剩餘的三億現金，”張崇邦盯著桌上的卷宗，菸灰缸裡堆滿了香菸，“但是這群劫匪卻非要大費周章地搞‘懺悔遊戲’，非要讓霍兆堂在全港市民面前承認行賄？非要把警隊高層的黑幕也給捅出來？”
這根本不是求財，這是在復仇！
是有人要用最極端、最血腥的方式，將那層覆蓋在港島權貴臉上的畫皮，當眾撕成粉碎。
張崇邦斷猜測，劫匪一定與霍兆堂有著極深的過節，甚至這份仇恨已經積壓到了非要做到這一步不可的程度。
他回到了西九龍總部的檔案室，透過查詢資料外加走訪線人，試圖透過研究霍兆堂那骯髒的經商史，找尋真正的兇手。
然而，當他真正深入調查後，卻感到了更大的絕望。
因為他發現，霍兆堂在開始經商的這三十多年裡，由於手段太過毒辣、太不當人，幾乎在各行各業、各個階層都結遍了仇敵。被他強行收購公司而破產自殺的、被他剋扣血汗錢而流落街頭的、甚至是因為他的理財產品而傾家蕩產的……
初步名單拉出來，足足有幾百號人。在這幾百號人裡篩選出年齡合適、具備一定的戰術素養和作案動機的團隊，其難度並不比在大街上亂搜小多少。
但是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靠譜的思路，張崇邦不想放棄，於是又經過層層篩選，張崇邦帶領手下剔除了那些只有動機但沒有作案能力的“受害者”，最終鎖定了一份二十人的“重點走訪名單”。
在接下來的一週裡，他們挨個走訪，挨個排查，檢視他們是否有嫌疑。今天，他們要拜訪的是名單上的最後一個目標——周耀。
五年前，周耀在霍氏銀行擔任高階財務主管。當年霍氏銀行卷入一宗涉嫌違規洗錢的醜聞，霍兆堂為了保住自己，利誘周耀幫他去頂罪。霍兆堂事前承諾，只要周耀認下那筆虧損坐幾年牢，出獄後他直接升他做副行長，並且事後會給他的家人一筆高達五百萬的安家費。
結果呢？周耀前年出獄後，霍兆堂不僅翻臉不認人，拒絕讓他回銀行工作，甚至連當初承諾的那筆安家費也只發了不到三十萬。周耀試圖上門討說法，結果卻被霍家的保鏢打斷了肋骨丟在大街上。
這是一個完美的“復仇者”模板，張崇邦覺得今天肯定會有收穫。
然而當張崇邦真正見到周耀時，所有的懷疑都化為了泡影。
呈現在張崇邦眼前的，是一個雖然身高接近一米八、但是體重卻連一百斤都不到的“排骨”。雖然言辭之間對霍兆堂的死充滿了快意，但看他那雙骨瘦如柴的手，別說拿槍或製作精密的脈搏炸彈了，恐怕連一個稍微重一點的扳手都舉不起來。
張崇邦走出唐樓，無奈地搖了搖頭。
二十個人，全部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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