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抗日之我是虞嘯卿》第262章 掃盲與義務教育(1)

作者:兜兜鬧不鬧·5個月前

這份計劃的核心目標很明確:十年內,將全民識字率提升到百分之六十以上,適齡兒童入學率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建成覆蓋全國的基礎教育網路,培養出一支本土教師隊伍。

“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陳省三在總署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我們要用這十年,把兩千萬文盲變成識字的人。這不是工作,是戰爭。”

全民掃盲運動是這場戰爭的第一仗。

1950年6月,教育總署釋出《全民掃盲工作條例》,規定:全國十五歲至西十五歲的文盲公民,必須參加掃盲學習。

三年內達到能讀、能寫、能算的基礎水平。掃盲合格的,頒發識字證書;不合格的,繼續學習,首到合格為止。

條例一齣,全國震動。很多人不理解:飯都吃不飽,學什麼識字?

教育總署的應對策略是:掃盲與就業、福利掛鉤。掃盲合格的工人,優先晉升、優先分房。

掃盲合格的農民,優先獲得良種、化肥、農具補貼;掃盲合格的家庭,子女優先入學、優先享受國家補助。

反之,拒絕參加掃盲的,影響子女入學、影響本人晉升。

新加坡裕廊工業區,第一所工人夜校在1950年7月開學。

夜校設在工廠的一間倉庫裡,白天堆貨物,晚上騰出來當教室。沒有桌椅,工人們就坐在磚頭上,膝蓋當桌子。

黑板是從舊貨市場淘來的,粉筆是教育總署統一配發的,每人發一塊石板、一支石筆,寶貝得跟什麼似的。

第一批學員三十人,全是工廠的年輕工人。林阿財的工友老張就是其中之一。他三十五歲,橡膠廠的操作工,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領工資只能按手印。

“張德勝。”夜校老師在小黑板上寫下三個字,“這是你的名字。”

老張盯著那三個字,看了半天,拿起石筆,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地照著寫。手不聽使喚,寫出來的字像雞爪子刨的。他寫了擦,擦了寫,寫了十幾遍,終於勉強像個樣子。

“我會寫自己名字了。”老張看著石板上的字,眼眶溼了。活了大半輩子,他第一次不用按手印,能堂堂正正寫下自己的名字。

夜校每天晚上七點開課,九點下課。工人們下了班,匆匆吃口飯,就往夜校跑。沒人遲到,沒人早退,更沒人曠課。因為他們知道,這機會來之不易。

掃盲教材是教育總署緊急編寫的。語文課本第一課只有五個字:“我是漢族人。”

第二課:“我愛我的國家。”

第三課:“勞動最光榮。”

課文簡單,但每一課都融入了國家認同、民族自強的理念。

農村的掃盲工作比城市更難。農民居住分散,白天要下地幹活,晚上沒有電燈,而且很多人覺得識字“沒用”。

教育總署想了個辦法:組建鄉村掃盲隊,教師下鄉入戶。

1950年秋天,第一批鄉村掃盲隊出發了。每隊三到五人,由青年學生、歸國華人、師範畢業生組成。

他們揹著黑板、粉筆、課本、煤油燈,走進偏遠的山村、漁村、種植園。

柔佛州的一個橡膠種植園裡,掃盲隊員小陳正在給膠農們上課。沒有教室,就在一棵大榕樹下支起黑板。

膠農們剛割完膠,手上還沾著膠汁,就蹲在地上,用小木棍在地上寫字。

“大家跟我念:人、口、手、足。”小陳指著黑板上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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