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十二年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所有適齡青少年必須接受從小學到高中的十二年教育，國家免費提供。任何家庭不得剝奪子女受教育權，違者將受到法律制裁。
從“六年義務教育”到“九年義務教育”，再到“十二年義務教育”，每一次升級都是一場攻堅戰。
十二年義務教育意味著，高中教育從“精英教育”變成“大眾教育”，從“少數人的特權”變成“所有人的權利”。
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財政壓力，二是師資缺口。
財政方面，十二年的免費教育意味著教育經費要翻倍。國家財政預算中，教育經費佔比從百分之八提升到百分之十五，超過國防經費，成為僅次於基礎設施建設的第二大財政支出。
師資方面，十二年義務教育需要大量高中教師。教育總署的解決方案是：擴大南洋大學等高校的師範專業招生規模，每年定向培養高中教師一千人。
從現有初中教師中選拔優秀者，送到高校深造後擔任高中教師；繼續從海外引進華人教師作為補充。
校舍建設是另一個巨大挑戰。農村地區的高中嚴重不足，很多孩子小學、初中都在本村或本鎮上，但高中要去縣城甚至省城，住校成本高，很多貧困家庭負擔不起。
教育總署的辦法是“一縣一高中”。每個縣至少建一所公辦高中，確保本縣學生可以就近入學。對於偏遠地區，國家設立寄宿制高中，學生在校住宿，國家提供伙食補貼。
到1972年，全國建成高階中學三百所，實現了“縣縣有高中”的目標。高中在校學生達到十五萬人，初中畢業生升學率達到百分之九十。
城鄉教育資源均衡化是這一時期的教育核心任務。
過去，優質教育資源集中在吉隆坡、新加坡、檳城等大城市。農村學校的校舍破舊、裝置簡陋、師資薄弱，與城市學校差距巨大。
1970年，教育總署啟動了“城鄉教育均衡化工程”。城市優質學校與農村薄弱學校結成“對子”，城市學校派骨幹教師到農村學校支教。
農村學校派青年教師到城市學校進修。教師的薪資待遇向農村傾斜，農村教師的工資比城市同級教師高出百分之二十，還有專門的農村教師津貼。
硬體設施也向農村傾斜。國家撥出專款，為農村學校翻新校舍、配備教學裝置、建設圖書館和實驗室。到1972年，農村學校的硬體條件基本與城市學校持平。
教育公平還體現在特殊教育上。1971年，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在吉隆坡成立，招收盲、聾、啞、智力障礙兒童。雖然規模不大，但標誌著國家開始關注殘疾兒童的教育權利。
校園硬體全面現代化也在同步推進。
1970年代，南洋經濟騰飛，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教育投入也水漲船高。全國中小學、高校的校舍普遍翻新或重建，標準化教室、理化生實驗室、多媒體教學裝置、圖書館、體育館成為標配。
“多媒體教學裝置”在當時還是個新鮮事物。1971年，教育總署從日本進口了一批幻燈機、投影儀、錄音機，配發給重點學校。老師們第一次用投影儀上課，學生們第一次在課堂上聽到標準的英語發音，效果出奇地好。
圖書館的建設也大大加強。每個學校都有圖書館，藏書量從幾千冊到幾萬冊不等。南洋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量突破一百萬冊，成為東南亞最大的大學圖書館。
全民教育觀念在這個時期發生了徹底轉變。
“讀書改變命運”成為社會共識。家長們不再問“讀書有什麼用”，而是問“孩子考了多少分”。週末，城市的圖書館、書店裡擠滿了學生和家長。農村的孩子們不再輟學幫家裡幹活，而是背起書包去上學。
女性教育全面平等。女童入學率、女學生升學率與男童、男學生基本持平。
大學裡，女生的比例從五十年代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提升到百分之西十。
女教師、女醫生、女工程師、女科學家，不再是稀罕事。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林文芳。她是林阿財的女兒，小時候差點因為家裡窮上不了學。後來國家推行義務教育。
她不僅讀完了小學、中學，還考上了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當了老師。
她的女兒張思敏，從小在重視教育的家庭氛圍中長大，後來考上了南洋醫學院，成為兒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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