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國的家屬為什麼會在鄧老虎的公司註冊材料上出現？他當時沒有深想，或者說，他不想深想。
有些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安全，這是他在韓明的體系裡學會的第一條生存法則。
“有一家叫恆通貿易的公司，名義上是做礦產品生意的，實際上是鄧老虎的物流公司在走賬，賬目走完之後，錢會轉到另外的賬戶上。”
“誰的賬戶？怎麼操作的？”
“……我不清楚那家公司的具體操作。”他說，“但我知道劉振國跟鄧老虎有來往。具體有多深，我不清楚。”
這兩句話是矛盾的——他先說“不清楚具體操作”，又說“知道有來往”。這種矛盾不是因為他緊張，是因為他在有選擇地交代。
他說出“劉振國”這個名字的時候，心裡是權衡過的。劉振國是常務副市長，級別比他高，但不是最高的。
供出劉振國，既能證明自己的配合態度，又不會首接觸碰那個不能碰的名字。
而且劉振國跟他之間有過節——那些年劉振國對他的態度，讓他心裡一首憋著一股火。現在這把火可以燒出去了。
吳紀檢看著周志國的表情，沒有再追問，而是換了一個角度。“你剛才說，鄧老虎的事你知道一部分。那你跟劉振國之間，有沒有過首接的工作往來？”
周志國沉默了一下。這個問題比剛才那個更具體了，首接指向他和劉振國之間有沒有聯絡。他當然有。
那些年他替劉振國處理過很多事，有些是打電話交代的，有些是當面說的。吳紀檢問的不是“有沒有”，問的是“你承不承認”。
“……有。”周志國說，“有些涉礦的案子，劉振國讓我處理過。”
“怎麼處理的？”
“他打電話或者叫我去他辦公室，告訴我哪些案子要注意。有時候是讓我壓一壓，有時候是讓我把材料轉交。具體怎麼操作，他來定。”
“你能舉個例子嗎？”
周志國心裡正在飛速運轉。他在想哪些事能說、哪些事不能說。他不能說韓明的事，但他可以說劉振國的事。
因為劉振國對他不好，他對劉振國早就積了一肚子火。
每次劉振國叫他去辦公室都是訓話，叫他幫忙做事的時候從來沒給過好臉色。
他幹了那麼多累活、髒活，劉振國坐在辦公室裡躺著數錢。
有些時候他做得不好，劉振國劈頭蓋臉就是一頓罵，當著別人的面，讓他下不來臺。
官大一級壓死人，周志國在公安局裡是說一不二的常務副局長，進了劉振國的辦公室就是一條呼來喝去的狗。
這種屈辱他忍了好幾年，不是因為能忍，是因為不忍不行。畢竟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麼多的自由。可現在不需要忍了。
他想起一件事。
去年秋天，局裡有一個涉礦的案子，鄧老虎礦上出了傷亡事故。按照規定要先立案調查，再決定是否移送。
周志國按程式把案卷整理好了，報到了分管副市長那裡。分管副市長批了“按程式辦理”，案子就轉到了劉振國手裡。
劉振國打電話讓他過去。他去了。劉振國坐在辦公桌後面，穿著深灰色的夾克，手裡拿著一支筆，正在翻案卷。
他翻到某一頁的時候停住了，抬頭看了周志國一眼。那一眼裡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像是在確認某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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