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編輯安德烈·塔迪厄坐在辦公桌前，面前攤著駐坤甸記者皮埃爾·勒克萊爾的稿件。
勒克萊爾是里昂紡織廠老闆的弟弟，年初去坤甸參加世博會，後來留在那裡報道奧運會和閱兵式。
稿件標題是《南洋共和國：法國的機會還是法國的威脅？》。
塔迪厄拿起稿件，開始閱讀。
“本報特派記者皮埃爾·勒克萊爾發自坤甸——三年前，如果有人告訴我，一個亞洲國家會在法國之前舉辦奧運會，我會笑掉大牙。現在，我笑不出來了。”
“南洋共和國舉辦的這屆奧運會，是奧運會歷史上第一次在歐洲以外舉辦。也是奧運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組織最好、場館最先進的一屆。
我參加了開幕式、田徑比賽、籃球比賽、足球決賽和閉幕式。每一個環節都堪稱完美。”
“但真正讓我震撼的，不是奧運會本身。而是奧運會背後的東西。”
“我參觀了南洋的工業區。他們的煉油廠，一天處理的原油比法國全國一天的消耗量還多。
他們的鋼鐵廠，一年產的鋼比法國最大的鋼鐵廠多一倍。
他們的汽車廠，一條生產線每月能造兩千輛汽車。他們的機床廠，生產的精密機床比法國最好的機床還要精確。”
“我問一個南洋工程師：‘你們為什麼能造得比我們好？’他說：‘因為我們用軍工技術。’”
“軍工技術。這個思路法國從來沒有想過。法國的軍工企業戰後大多轉產民用，但轉產緩慢，效率低下。
南洋的軍工企業戰後也轉產民用，但他們把軍工的質量標準、精密工藝、管理模式直接用在民用生產上。
結果就是：南洋的電風扇比法國的好用，南洋的冰箱比法國的省電，南洋的汽車比法國的便宜。”
“這不是偶然。這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工業戰略。”
“奧運會上，南洋運動員的表現同樣出色。他們在田徑、游泳、射擊、足球等專案上拿到了二十多枚金牌。
他們的運動員大多來自普通家庭，但他們的訓練條件比法國運動員好得多。
因為南洋政府把體育當作國家事業來辦，建場館、請教練、發補貼，一樣不少。”
“但最讓我震撼的，還是九月二日的閱兵式。”
“那天早上，我站在濱海大道旁的觀禮臺上。當南洋的超無畏級戰列艦從霧中駛出來時，我聽到旁邊的法國海軍武官杜邦中校低聲說了一句：‘上帝。’”
“三座四聯裝十六英寸主炮。十二門。法國海軍最先進的布列塔尼級只有十門十三點四英寸。我們的海軍，連南洋的一半都不到。”
“閱兵式結束後，杜邦中校告訴我：‘法國海軍現在已經不能在地中海以外單獨行動了。如果南洋海軍進入紅海，我們的印度支那殖民地就完了。’”
“我問：‘那我們怎麼辦？’”
“杜邦中校說：‘和南洋合作。我們欠他們的債務，可以談。我們的殖民地安全，需要他們的預設。我們和英國的關係，需要重新平衡。’”
“這就是法國面臨的現實：南洋共和國已經成為世界前三強。法國不能對抗它，只能和它合作。”
“但合作不是投降。法國有自己的優勢：我們有文化，有技術，有殖民地。南洋有資源，有市場，有工業。
我們可以和南洋做交易：法國的技術換南洋的資源，法國的文化換南洋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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