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景行拉開鐵皮櫃最底層抽屜時，一股陳年紙張混合著鐵鏽的味道撲面而來。
1998年的卷宗用麻繩捆著，牛皮紙封面已經泛黃發脆。他小心翼翼地取出，磨破封面的“棉紡廠女工分屍案”七個毛筆字映入眼簾。手指拂過卷宗邊緣，一道細微的劃痕——二十多年前的物證照片袋曾經無數次被翻看留下的印記。
辦公室外，重案積案攻堅大隊的燈亮著。晚上十一點，市局的喧囂已經褪去，只剩下走廊盡頭這間辦公室裡的六個人。
“頭兒，又看那個案子？”蘇見青端著咖啡走進來，無菌手套還戴著半邊，顯然剛從物證室出來。
陸景行沒抬頭，只是將卷宗在寬大的辦公桌上攤開。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首先滑出：1998年7月12日清晨五點，護城河第三堤壩，編織袋半沉在水中，露出慘白的人體組織。
“溫法醫的新報告出來了。”蘇見青將平板電腦推過去，“對當年儲存的骨骼樣本重新做了DNA提取，比中了前年因盜竊被抓的劉建國，Y-STR顯示是近親。”
陸景行手指一顫。二十年了。
“叫大家過來。”
五分鐘後，攻堅隊全體成員圍在會議室長桌前。陸景行將卷宗影印件發到每個人手中，投影上顯示出當年的現場照片。屍檢記錄。走訪筆錄。
“1998年7月11日，第三棉紡廠夜班女工李秀娟，22歲，下夜班後失蹤。7月12日至15日，在護城河不同河段陸續發現七個編織袋，內裝屍塊。屍塊切割面整齊，兇手具備一定解剖知識。當年因指紋庫空白。監控缺失。目擊者為零，案件懸置至今。”
林小星盯著照片，手指在平板上快速滑動：“當年的編織袋，是市棉紡廠內部勞保用品，印有‘安全生產’字樣。這個物證指向內部人員。”
“不止。”蘇見青戴上眼鏡，指著現場勘查圖的細節，“拋屍地點沿護城河呈弧線分佈，最近的距棉紡廠1。2公里，最遠的4公里。兇手至少需要腳踏車或三輪車運輸。屍塊分別用黑色。藍色。紅色三種顏色的編織袋包裝——這是隨意拿取的，說明兇手手邊有大量此類編織袋。”
陳默推了推老花鏡，從自己帶來的木盒裡取出一沓手寫筆記：“我查了當年所有棉紡廠職工檔案。1998年第三棉紡廠在崗職工1247人，男職工803人，女職工444人。符合‘具備解剖知識’條件的有廠醫2人，屠宰場轉崗職工1人，退役軍人3人——其中2人在部隊做過衛生員。”
“劉福生呢？”陸景行問。
“劉福生，1970年生，1998年時28歲，第三棉紡廠鍋爐房臨時工，初中文化，未婚。父親早逝，母親在廠區菜市場賣菜。當年排查時，他有不在場證明——同宿舍三名工友證明他當晚在宿舍睡覺。”
“假的。”趙大勇吐出一口煙，“我看了走訪記錄，那三個工友的證詞一模一樣，連標點符號都不差。典型的串供。”
溫晚輕聲開口：“我重新檢驗了骨骼切面。切割工具是普通家用砍骨刀，但下刀角度專業——第一刀在關節處，第二刀才切斷骨骼。兇手對人體結構很熟悉，但並非專業醫生，應該是自學或短期培訓過。”
“自學解剖……”陸景行喃喃道，目光落在卷宗裡李秀娟的登記照上。扎著兩條麻花辮的年輕姑娘，對著鏡頭羞澀地笑。照片右下角有褪色的鋼筆記號：1976-1998。
“從明天開始，重啟此案。蘇見青帶勘查組複查所有物證；陳默整理當年所有相關人員現狀；林小星查劉福生及其近親屬所有電子資料；趙大勇重新走訪當年的工友和家屬；溫晚準備二次屍檢；夏檸協調手續，申請對劉福生及其親屬的DNA強制採集。”
“是！”
散會後，陸景行獨自留在會議室。窗外的雨開始下了，淅淅瀝瀝敲打著玻璃。他點燃一支菸，煙霧在燈光下盤旋上升，像那些未解的謎題，纏繞了二十年。
鐵皮櫃裡，還有三十二本這樣的卷宗。
每一本，都是一個沒能閉上眼睛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