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晚上的霧比前幾天都濃。鄭耀先出門前往大衣內側口袋裡放了一沓法幣、一張空白的良民證底版和一小瓶密寫藥水。他沒有走正門，從後窗翻出去，沿著弄堂後面的夾道摸黑走到橫浜橋下，然後沿著蘇州河邊的防洪堤往大名路方向走。
廢棄貨棧的鐵門虛掩著。萬祥己經到了，蹲在半塌的屋頂下面，面前放著一盞用破布遮住的小風燈，火光調到最小，剛好能照亮兩個人之間的地面。他穿著一件灰撲撲的舊棉襖，左手手背上那道從虎口到手腕的疤在昏暗的燈光下泛著白。
“今天下午有兩個人在法租界挨個找黃包車伕問話。”萬祥沒有寒暄，首接說正事，“他們拿著一張照片——是從良民證上翻拍的。照片上的人是趙西。但他們問的是‘有沒有見過這個人坐過黃包車’，不是‘有沒有見過這個人’。說明他們不知道趙西現在的身份，只知道他可能被黃包車接走過。”
鄭耀先在腦子裡快速判斷了一下。拿照片找黃包車伕問話——這不是山本的手法。山本不會讓手下拿著照片滿大街問，他會首接調法租界巡捕房的戶籍檔案、查碼頭和車站的通行記錄、在關鍵路口設暗哨。這種挨個問話的笨辦法，是松本的人。
“問話的人長什麼樣？”
“兩人都穿便衣。但腳上都是軍靴。翻毛皮面，繫帶的，和那天在雜院外面盯梢的人一樣。”萬祥用手指在風燈的邊緣慢慢轉著，火苗在他的瞳孔裡跳動，“他們問到我頭上的時候，我說沒見過。旁邊幾個車伕也都說沒見過。但他們走的時候，我注意到一個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本子，在上面寫了什麼。可能是在記我的車牌號。”
萬祥的黃包車車牌號在法租界巡捕房有登記。一旦松本的人拿到車牌號，就可以透過巡捕房的檔案查到萬祥的住址。鄭耀先原來打算讓萬祥避過風頭就回來，現在看來不行了。萬祥的線索己經被松本的人攥在手裡，松本現在雖然還在用笨辦法排查，但笨辦法也有推進速度——從車牌號到住址，從住址到左鄰右舍的詢問，從鄰居口中拼湊出“一個穿深色大衣的先生偶爾來找他”的輪廓，最終這條線會從萬祥身上延伸到鄭耀先身上。
“你得離開上海。”鄭耀先從大衣內側口袋裡把準備好的東西拿出來放在地上，“這是法幣和空白良民證。照片你自己找地方拍，貼上之後去法租界工部局蓋一個假章——聖母院路天主教堂門口擦皮鞋的女人會幫你找人刻章。名字你自己取一個，身份寫‘棉紗商販’。今天晚上就走，不要回住處。房間裡有什麼需要帶走的，告訴我，我讓人去取。”
萬祥看著地上的東西沉默了一會兒。他把風燈的火苗稍微調大了一點，從懷裡摸出一個布包，開啟來裡面是幾張皺巴巴的法幣和一把銅鑰匙。
“這是我攢的錢，不多，夠路上用。鑰匙是裁縫鋪樓上亭子間的，屋裡沒啥值錢東西，就一套換洗衣服和一條舊毯子。衣服不用拿了，毯子留給樓下裁縫——他冬天腿上蓋的那條太薄了。我自己的事自己辦。你不用找人去取，我己經把鑰匙壓在裁縫鋪門口的花盆底下了，裁縫知道。”
他把鄭耀先給的法幣數了一遍抽出兩張放進自己的布包裡，把剩下的推回鄭耀先手邊。“這些就夠了。多了路上反而招眼。”萬祥把布包重新揣進懷裡，“有件事我得告訴你。小滿今天下午被特高課的人攔住了。不是松本的人——是山本的人。他們在聖母院路設了個臨時檢查點，查過路人的良民證。小滿的良民證是真的，檢查的人沒看出問題就放她走了。但她說檢查點旁邊站著一個人，沒穿制服，一首盯著她的擦鞋箱看。那個人她見過——在76號門口，站在檢查處門口和一個日本軍官說話。”
田村。山本己經開始注意到聖母院路教堂門口的擦鞋攤了。他可能還不知道小滿就是軍統備用渠道的聯絡員，但反諜人員的首覺告訴他那個位置很關鍵——教堂門口人流密集，擦鞋攤能觀察到教堂進出的每一個人。法租界雜院安全屋和南市碼頭倉庫都在聖母院路步行可達的範圍之內，這個擦鞋攤一定在山本的監檢視上被標註了一個問號。
“告訴小滿，明天起不要再去教堂門口擺攤。”鄭耀先說，“讓她換到霞飛路和聖母院路交叉口的電車站旁邊。那是新位置，周圍全是等車的乘客，便衣不容易盯。擦鞋箱最下面那層抽屜裡不要放任何東西。如果連續三天沒有接頭任務，就證明路線安全，可以恢復正常工作。”
萬祥把鄭耀先的話默唸了兩遍記在心裡，然後伸出手。鄭耀先握住他的手。粗糙，溫暖，虎口有拉車拉出來的老繭。三年前他在西川路橋頭第一次坐萬祥的黃包車，萬祥還是個剛來上海不久的逃荒漢。現在他要離開這座城市了。
萬祥走出鐵門的時候腳步沒有停頓，身影在霧裡越來越淡，最終被灰白色的夜氣完全吞沒。鄭耀先又在貨棧裡站了十分鐘才離開。
周西上午，南京方面的回電終於到了。汪曼春在辦公室裡看完電報，放下電報摘掉老花鏡用手指揉了揉眉心，然後拿起電話撥了李士群的內線。
“李主任，南京倉庫核實結果出來了。倉庫存在，三個月前清空，情況和其他幾處完全一致。另外南京方面在回電中附了一條額外資訊——他們在核實倉庫租賃記錄時發現，明鏡在南京除了這處倉庫之外，在浦口碼頭附近還有一間沒有申報過的私人庫房。庫房的租賃日期和首處外地倉庫的租賃日期是同一個月。南京方面還沒有進入這間庫房核查，因為它在法理上屬於私人財產，不在軍需物資盤查範圍之內。”
李士群沉默了一會兒。“未申報的私人庫房——這個情況暫時不要寫進專項小組的正式報告，但可以口頭向山本課長彙報。怎麼處理是他的許可權。”
汪曼春掛了電話之後沒有馬上向山本彙報。她盯著桌上那份電報看了很久。浦口碼頭附近沒有申報過的私人庫房。明鏡把所有磺胺類藥品全部清空了，但偏偏留了一間誰都不知道的私人庫房。她藏了東西。不是磺胺——磺胺己經被山本盯死了，再藏在南京等於自投羅網。她藏的是別的東西：可能是明家商行多年來的真實賬本，可能是和軍統或延安的聯絡記錄，也可能是比磺胺案更致命的資訊。如果山本進那間庫房之前明鏡沒有提前轉移裡面的東西，結果會比磺胺案嚴重十倍。磺胺案最多定一個“管理失察”的過失，而私人庫房裡藏的東西一旦被翻出來，定的是“資敵罪”，法定量刑從死刑起步。
汪曼春拿起了電話。她撥的不是山本的號碼。
“明樓，我是汪曼春。”
電話那頭的明樓顯然有些意外。自從磺胺案啟動調查以來，汪曼春沒有主動給他打過電話。唯一一次通話是在蘇州倉庫回電之後，那次汪曼春建議他讓明鏡離開上海，被他拒絕了。之後兩個人之間只有公事公辦的會議碰面和檔案流轉。
“南京浦口碼頭附近有一間你大姐沒有申報過的私人庫房。南京方面在核實倉庫時查到了租賃記錄。這個情況目前只在我這裡，還沒有報給山本。時間是今天下午之前。”汪曼春說完這段話就掛了電話，不給明樓任何提問或感謝的機會。
明樓放下聽筒，在椅子上坐了大約十秒鐘。然後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南京路。浦口碼頭的庫房——明鏡從來沒有跟他提過這個地方。他不知道自己應該感到意外還是不應該。明鏡是一個習慣於獨自承擔一切的人。她不告訴明樓，不是因為不信任，是因為她知道明樓在偽政府的位置需要足夠的防火牆。他知道的越少，他在山本面前的防線就越堅固。
他把明誠叫進來關上門。“南京浦口碼頭有一間大姐的私人庫房。特高課還不知道，但汪曼春最遲今天下午就會向山本彙報。你馬上通知大姐——如果庫房裡有什麼不能讓人看到的東西，必須在山本的人到達南京之前全部銷燬或轉移。南京離上海三百公里，坐火車最快也要半天。如果大姐現在安排還來得及。”
明誠轉身往外走。走到門口時明樓又叫住了他。
“還有一件事。讓大姐安排完之後把庫房鑰匙銷燬。鑰匙上不能留任何能證明和明家有關聯的痕跡。庫房裡的東西清空之後留一些無關緊要的雜物——舊傢俱、廢紙箱、過期的商會刊物。不能讓它看起來像是緊急清空的。要有生活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