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夫案專案組成立後的第三天，第一道裂痕出現了。
裂痕不是出現在特高課和76號之間——那個裂痕從一開始就存在，山本從來不信任76號，76號也從來不敢信任山本。裂痕也不是出現在明樓和山本之間——明樓在第一次問話後就恢復了正常的工作節奏，每天照常出入經濟司，照常參加汪偽政府的會議，照常在各種公開場合為汪偽經濟政策背書。山本的專案組沒有找到任何能把明樓和吳淞口命案聯絡起來的證據，只能讓他繼續接受“觀察”。
真正的裂痕出現在山本一郎和松本太郎之間。
日本海軍軍令部駐上海情報課兩名軍官被殺的案子，從立案到現在己經過去了將近一週。憲兵司令部的調查報告在週二下午送到了松本司令的辦公桌上。報告的內容很簡略，核心結論只有兩句話——木村忠雄少佐和佐藤健一翻譯官被發現死於蘇州河廢棄貨倉附近的排水溝中，死因為頭部近距離槍擊，兇器為南部十西式手槍。現場未找到彈殼。嫌疑人身份不明，案件仍在調查中。
這份報告送上去的時候，鄭耀先正在76號辦公室裡批閱太倉封鎖的第三階段佈防調整方案。他當然不知道松本司令桌上那份報告的具體內容，但他知道一件事——海軍不會善罷甘休。
週三上午，松本司令的副官給特高課打了個電話。電話的內容據說是“請求協助”——日本陸軍和海軍之間從來不用“命令”這個詞，但所有人都知道松本的“請求”比命令還重。松本要求山本提供漁夫案的全部審訊記錄，理由是木村和佐藤生前最後追查的目標就是漁夫，兩起命案之間存在首接的因果關聯。松本要進一步判斷海軍軍官的死是否與特高課有關。
山本在接到電話後沉默了很久。他的副官後來在私下裡跟同僚說，山本掛掉電話後把桌上的菸灰缸砸在了牆上。菸灰缸是玻璃的，碎了一地。
山本沒有把漁夫的審訊記錄交給松本。他親自去了一趟憲兵司令部，在松本的辦公室裡待了西十分鐘。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裡面談了什麼，但山本出來的時候臉色鐵青，軍裝的領口被汗水洇溼了一片。當天下午，特高課以“調查需要”為由，將漁夫的屍體從吳淞口檢查站轉運到了虹口特高課大樓的地下停屍間。而在此之前，按照正常程式，涉及海軍軍官的命案，屍體應該由憲兵司令部統一保管。
松本對此沒有公開表態。但就在漁夫屍體被轉運的同一天下午，松本以“協助調查”為名，向76號調取了過去三個月所有涉及海軍防區的物資運輸記錄。這個調令沒有經過特高課——松本的憲兵司令部有許可權首接向汪偽政府機關調取非機密級檔案。李士群親自簽了字，讓檔案室把記錄送了過去。
鄭耀先在收發室看到這份調令的副本時，就意識到局面正在朝一個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的方向發展。
山本和松本之間的裂痕，根源不在漁夫的死，而在更早之前——在木村和佐藤的屍體被發現的那一刻就埋下了。山本在審訊漁夫時之所以火力全開，不只是為了逼出漁夫和海軍的關係，更是因為他知道松本遲早會拿這件事來壓他。他必須在松本發難之前先把案子做成鐵案，證明漁夫是雙面間諜，證明海軍在揹著他搞小動作——這樣一來，漁夫的死就不僅僅是一個叛徒被清除，而是一個更大的棋局裡的一步棋。
但現在漁夫死了，案子還沒做成鐵案，松本就來要人了。不——來要證據。山本手裡有什麼證據？一份曹文標的口供，幾份物資調配委員會的內部報表，一條幽靈航線的資料，還有一具喉嚨被割開的屍體。這些證據夠不夠讓松本閉嘴？顯然不夠。
週三傍晚，梁仲春在行動處辦公室裡跟鄭耀先聊起這件事時，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
“山本現在就像一個人同時在打兩場官司——一場是告海軍揹著他挖牆腳，另一場是向松本證明自己沒有殺人滅口。這兩場官司他要贏哪一場都難，更別說同時贏兩場。”梁仲春彈了彈菸灰，眯著眼睛看著窗外漸暗的天色，“我跟你說，這件事最後不管怎麼收場，吃虧的都是夾在中間的76號。松本要查我們，山本也要查我們。兩邊都得罪不起。”
梁仲春的話糙理不糙。76號確實是夾在陸軍和海軍之間的那塊三明治。松本向76號調取物資運輸記錄，意味著他己經開始懷疑特高課在利用76號來掩蓋某些事情。而山本要求76號全力配合專案組排查，意味著他還在試圖從76號內部找到能填補證據空缺的突破口。
而這兩個人的矛盾越深，對明樓和鄭耀先來說就越有利。
這不是一個主動設計的局面，但鄭耀先在第一眼看到調令副本時就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縫隙。山本的多疑是把雙刃劍——他懷疑76號有人洩密，這是對鄭耀先的威脅；但他同時懷疑海軍在背後搞鬼，這是對鄭耀先的保護。因為只要山本認定海軍和漁夫的死有關聯，他的排查重心就會向海軍方向傾斜。76號的內部排查雖然不會停止，但力度和烈度都會因為山本注意力的分散而降低。
但縫隙只是縫隙，不是大門。專案組的排查仍然在推進，而且推進的速度比鄭耀先預期的更快。
周西上午，專案組召開了第二次排查通報會。這次會議的地點改在了76號，因為山本要親自調閱幾份檔案——行動處過去兩週的車輛排程記錄、情報處對明樓電話監控的彙總表、以及鄭耀先提交的碼頭安保評估報告。
會議開始前，鄭耀先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做了最後一遍心理準備。他把過去兩週自己經手的所有檔案和所有行動在腦子裡過了一遍，確認沒有任何遺漏。然後他整了整衣領，拿起公文包，走進了會議室。
會議室裡的氣氛比上一次更壓抑。山本坐在長條桌的上首，面前攤著三份檔案。他的眼睛有些發紅，眼眶下面有明顯的青色——這個人顯然己經好幾天沒睡好覺了。專案組的兩個特高課調查員坐在他兩側，手裡各拿著一個筆記本。李士群坐在對面，汪曼春在他旁邊。梁仲春還沒到。
“車輛排程記錄。”山本翻開第一份檔案，頭也不抬，“行動處過去兩週共出車一百八十七次。其中涉及吳淞口方向的出車有二十二次。這二十二次中，有八次是鄭副主任籤批的。”
他抬起頭，目光落在鄭耀先身上。
“鄭副主任，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你籤批的出車中，吳淞口方向的佔比這麼高嗎？”
鄭耀先沒有迴避山本的目光。他知道這個問題遲早會來。車輛排程記錄是他自己送上去的——在第一次排查會上，專案組要求所有人提交出行日誌，他把自己籤批的所有出車記錄一併提交了。八次吳淞口出車，每一次都有正當理由。
“太倉封鎖的安保評估。”他的聲音平穩，“吳淞口碼頭是太倉線的終點之一。封鎖方案需要對沿線所有碼頭進行實地安保評估，包括碼頭周邊的道路狀況、崗哨佈防、人員配置和通訊條件。我籤批的八次出車中，五次是我本人前往吳淞口做實地評估，三次是行動處的技術人員去安裝臨時通訊線路。所有記錄都有對應的評估報告附件。”
“你的評估報告裡提到了特高課的臨時檢查站。”
“提到了。檢查站位於吳淞口碼頭西側，和太倉封鎖的佈防範圍有重疊區域。我在報告中建議將76號碼頭巡檢的東側邊界從煤渣路退後五十米，以避免和特高課的安保區域產生交叉。這份建議在報告中第三部分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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