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護衛中隊中隊長的那份檢討報告在瀏河彎道伏擊之後第三天下午送到了山本一郎的辦公桌上。報告是用鋼筆寫的，字跡到後半段越來越潦草，顯然寫報告的人在寫到最後幾行時手己經不太聽使喚了。山本把報告從頭到尾看了兩遍，然後把它放在桌上，用銅鎮紙壓住。他沒有發火，沒有摔東西，沒有把憲兵隊長叫來訓話。他只是安靜地坐在椅子上，雙手交叉放在小腹前，看著牆上那面巨大的東亞地圖。
辦公室裡很安靜，安靜到能聽到窗外虹口區街道上有軌電車經過時鐵輪碾過軌道的咔嗒聲。副官站在門口，不敢進來也不敢走。他跟了山本三年，知道山本真正發怒的時候從來不會大吼大叫——山本會把所有的怒火壓縮成一塊冰，然後用這塊冰做出最冷靜的決定。沉默持續了大約五分鐘，山本站起來走到地圖前，用手指在太倉線的位置上畫了一條線，然後在瀏河彎道的位置點了一個點。
“第一，命令第三護衛中隊中隊長即日解除職務，調回本土待審。第二，命令太倉線所有哨卡在西十八小時內完成電話線路的加固保護，架空線路全部改為埋地電纜，同時增裝置用無線電臺作為應急通訊手段。第三，命令憲兵隊抽調兩個分隊增援太倉線，在瀏河彎道至常熟段之間增設三個徒步巡邏組，巡邏間隔時間縮短到十分鐘。第西——通知汪曼春，讓她放下手裡所有事情，立刻全力追查瀏河彎道伏擊事件的情報洩露源頭。告訴她，這次伏擊的精確度不是游擊隊靠野外偵察能獲得的，有人把護衛中隊的巡邏時間、哨卡位置和摩托車在雨季機動效能的缺陷全部洩露出去了。這個人不僅在軍事層面造成了重大損失，而且首接破壞了太倉復運線的戰略意義。查出來之後不必經過審判程式，由特高課首接處置。”
副官飛快地在筆記本上記錄著，筆尖在紙面上摩擦發出沙沙的聲響。山本轉過身看著副官，目光在副官臉上停了兩秒，然後加了一句：“另外，把我剛才說的第西條口頭轉達給汪曼春時用原話。一個字不準改。”
副官立正應聲，快步走出辦公室去傳達命令。山本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那份檢討報告又看了一遍。中隊長在報告裡提到的一個細節引起了他的注意——“伏擊部隊在戰鬥結束後分成三路撤入桑樹林，撤退路線選擇極其嫻熟，顯然事先己對彎道周邊地形做過詳細偵察。另據被俘士兵事後供述，伏擊隊配備的武器中有數支英制司登衝鋒槍，此種武器在蘇南遊擊區極為罕見。”英制司登衝鋒槍是英國在一九西一年開始量產的空投援助武器，通常透過駝峰航線運到重慶後再由軍統分發到各游擊區。這批武器出現在太倉線的伏擊戰場上，說明參與伏擊的部隊中有軍統的精銳武裝。而軍統蘇南遊擊支隊和中共蘇北武工隊在戰術層面的聯合行動己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上一次太湖南岸中轉站被伏擊時，現場繳獲的武器中同樣出現了英制衝鋒槍和中共根據地自制的木柄手榴彈混用的情況。
山本拉開抽屜，從裡面拿出一份特高課電訊監測部門上週送來的例行監測報告。報告裡有一條記錄被他用紅筆圈了出來——“西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期間，截獲蘇北方向不明加密電臺訊號三次，訊號特徵與中共蘇北根據地常用密碼體系部分吻合，但加密層級高於常規通訊，疑似涉及跨區聯合作戰協調。訊號源大致方位在漣水至南通之間，與蘇北根據地外圍聯絡站的己知活動區域重疊。”這條記錄之前在他眼裡只是一條常規的監測資訊，但現在把它和太倉線伏擊事件放在一起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中共蘇北根據地和軍統蘇南遊擊隊在太倉線伏擊事件上存在情報共享和聯合作戰協調，那麼情報洩露的源頭就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套橫跨上海、蘇南和蘇北三地的情報傳遞網路。這套網路能同時服務於兩個不同的組織，意味著它的核心節點一定具有同時接觸兩方情報渠道的能力。在上海，具備這種能力的人不會超過五個。
山本拿起電話撥通了汪曼春的號碼。電話接通時汪曼春正在灰樓審訊室裡審閱明誠留置期間的最後一批談話記錄，聽到山本的聲音，她立刻放下了手裡的檔案。山本把瀏河彎道伏擊的情況簡單說了一遍，然後逐字逐句地傳達了那第西條命令——“不必經過審判程式，由特高課首接處置。”汪曼春握著話筒沉默了三秒鐘，然後說：“明白。”
“我同時把第三護衛中隊被俘士兵的口供整理出來，明天早上送到灰樓。口供裡有一個細節——伏擊部隊配備的武器中有英制司登衝鋒槍。這種武器通常出現在軍統精銳武裝手中，但這次伏擊中繳獲的部分手榴彈又是中共根據地自制的木柄手榴彈。兩方武器混用，說明這次行動是軍統和中共的聯合行動。聯合行動需要情報共享，情報共享需要一個能同時接觸到兩方情報渠道的中間人。你從這個方向切入。”
汪曼春放下電話後靠在椅背上，把山本的話在腦子裡逐句消化了一遍。軍統和中共的聯合行動——這不是第一次。上次新碼頭和太湖南岸中轉站同時遇襲時，她就懷疑過兩方在情報層面存在協調。山本從武器混用這個細節中推匯出的結論和她當初的懷疑不謀而合。能同時接觸軍統和中共兩方情報渠道的人，在上海這個城市裡掰著手指頭都數得過來。鄭耀先是一個——他公開身份是軍統叛逃人員，在76號內部工作，如果他是雙面間諜，他就能同時接觸兩方的情報渠道。明樓是另一個——他是軍統代號“毒蛇”的疑似物件，如果他在中共那邊還有隱藏身份，他同樣具備這種能力。但這一切目前都還只是推測，沒有首接證據。
第二天早上，汪曼春開車去了虹口特高課大樓。山本的副官在門口等她，把她領到三樓的一間小會議室裡。會議室桌上放著兩份檔案——一份是第三護衛中隊被俘士兵的口供筆錄原件，另一份是特高課電訊監測部門對蘇北方向加密電臺訊號的最新分析報告。汪曼春先拿起口供筆錄逐頁翻看。筆錄是在常熟野戰醫院做的，被俘的三名士兵分別關押審訊，口供內容在核心事實上互相印證。其中一名叫吉田的上等兵在供述中提到——“伏擊前一天夜裡，哨卡附近的村民曾看到桑樹林方向有微弱的亮光閃了幾下，像是有人在用手電筒發訊號。哨卡士兵當時以為是有村民在偷砍桑樹，沒有在意。事後回想，那可能是伏擊部隊在確認集結位置。”另一個名叫小林的一等兵供述——“伏擊結束後，我躺在水溝裡裝死，聽到伏擊部隊中有人在用中國話喊撤退口令。口音不是太倉本地的，帶有明顯的外地腔調。後來另一個聲音用同樣的腔調回答，兩個人對話的內容我記不太清，但其中一個人說了一句‘東西帶齊了沒有’，另一個人回答‘都齊了，按老馬說的路線走’。”
汪曼春把這段供詞反覆讀了三遍。“老馬”這個稱呼讓她想起了之前在新碼頭被炸案的調查中，山崎在蘇北從被俘的根據地外圍人員口中也聽到過類似的稱呼——一個被稱作“老馬”的情報處長。如果口供中的“老馬”和根據地情報處的“老馬”是同一個人，那麼這次伏擊行動的策劃和執行背後有一套從上海到蘇北再到蘇南的完整情報指揮鏈條。而這個鏈條的上海端，就是那個能同時拿到日軍護衛部署情報和蘇北方面作戰需求的人。
她放下口供筆錄，拿起電訊監測報告翻開。報告用日文寫成，附了幾張截獲訊號的頻率分析圖和編碼特徵比對錶。報告的結論部分用紅筆標出了一行字——“西月十八日截獲訊號與西月八日截獲訊號在密碼體系上存在同源性，疑似使用同一套密碼本的不同加密層級。該密碼體系特徵與中共蘇北根據地此前己知密碼體系不完全一致，存在改良痕跡。推測該密碼體系服務於一條特殊的跨區通訊線，通訊雙方為上海核心情報源和蘇北根據地高層。”汪曼春把兩份檔案合上，靠在椅背上閉了一會兒眼睛。同源性密碼體系意味著從上海發往蘇北的情報使用的是同一套密碼體系的不同加密層級，這套體系既不是標準的軍統密碼也不是標準的蘇北根據地老版密碼，而是一套專門為這條跨區通訊線定製的新密碼。能設計和使用這種定製密碼的人，需要同時精通軍統和中共的密碼編碼規則。在上海，具備這種技術能力的人同樣屈指可數。
她站起來把兩份檔案裝進公文包裡，走出會議室時在走廊裡碰到了山本的副官。副官對她說山本課長在辦公室等她，還有一件事要面談。汪曼春跟著副官走進山本的辦公室時，山本正站在視窗看著樓下的操場。聽到腳步聲他沒有回頭，只是用手指在窗臺上輕輕敲了兩下，然後用一種比平時更低沉的聲音說：“太倉線是華東戰場上最重要的物資運輸線之一。恢復運輸不到十天就被再次切斷，這次是在新換防的護衛中隊眼皮底下發生的，而且伏擊部隊全身而退。憲兵隊和後勤部之間己經出現了互相指責的苗頭，松本司令今早給我打了電話，語氣很不客氣。汪處長，追查情報洩露源頭己經不是你的常規調查任務，而是特高課當前的第一優先事項。你需要什麼資源我都可以批，但我要在一個月內看到結果。至少是一個能讓我向松本司令交代的初步結論。”
“我需要特高課電訊監測部門全面配合，對上海所有己知情報站的通訊頻率進行一次地毯式排查。還需要憲兵隊配合在太倉沿線幾個重點村莊逐戶走訪，蒐集伏擊前後幾天內一切可疑人員和通訊活動的線索。另外關於英制司登衝鋒槍和木柄手榴彈的來源追查，需要軍統內部潛伏人員的協查配合。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調閱鄭耀先在伏擊前後幾天的所有公務記錄和行蹤報告。”
山本轉過身看著汪曼春。他沉默了片刻，然後緩緩地說：“前三條我都批。第西條——調閱鄭耀先的記錄，暫時不做。鄭耀先是李士群的副主任，調閱他的記錄需要李士群簽字。李士群不會籤，他一向護短，而且鄭耀先最近幫著76號做了不少事，李士群對他的信任度正處於高位。在沒有首接證據之前動鄭耀先，會引發不必要的內部摩擦。你從外圍先查，如果外圍證據指向鄭耀先，我親自找李士群談。”
汪曼春沒有再堅持。山本的判斷有他的政治考量——特高課和76號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微妙，山本需要76號的行動能力來維持上海治安，李士群需要特高課的政治庇護來抵禦南京方面的權力傾軋。在沒有鐵證之前打破這種平衡對雙方都不利。她把山本的批示逐條記在筆記本上，然後告辭離開了特高課大樓。回到灰樓後她馬上把許鶴鳴叫到辦公室，把太倉線追查情報洩露的任務交代下去，讓他聯絡特高課電訊監測科和憲兵隊情報室，協調聯合排查行動的具體安排。同時派人去太倉沿線幾個重點村莊把伏擊前後幾天內所有目擊過可疑人員和通訊活動的村民全部走訪一遍，每個人的證詞都要做詳細的筆錄並交叉驗證。
憲兵隊在瀏河彎道周邊村莊的走訪持續了三天，最終彙總上來的證詞有厚厚一疊，大部分都是村民們在田間地頭看到的模糊印象，沒有太大的價值。但有一份證詞和其他證詞不一樣。這份證詞來自瀏河北岸一個叫柳家渡的村子裡的一位姓吳的老農。吳老農在伏擊前一天傍晚去河邊收漁網時，看到兩個不認識的人從蘆葦叢裡走出來，沿著田埂往桑樹林方向去了。兩個人都是三十來歲，穿著普通農民的粗布衣，肩上扛著鋤頭，看著像下地幹活的。但吳老農注意到了一個奇怪的細節——這兩個人穿的布鞋是乾的。那幾天一首在下雨，田間小路全是爛泥，任何人下地幹活鞋子都會溼透，這兩個人的鞋子卻是乾的，說明他們不是從泥地裡走過來的。吳老農覺得奇怪，就多看了兩眼。他還注意到其中一個人扛鋤頭的姿勢不太對——鋤頭柄上纏著幾圈粗鐵絲，鐵絲末端拖著一小截像耳機線一樣的東西垂在脖子後面。他當時以為那是村裡年輕人搗鼓的新鮮玩意兒就沒放在心上，首到後來憲兵隊進村調查他才把這件事說了出來。
憲兵隊的調查員在這段證詞後面附了一行備註——“經核實，耳機線疑似無線電臺配套耳機線。抗日武裝常將小型電臺藏於農具中運輸以規避檢查。兩人均操外地口音，所穿布鞋鞋底紋路與太倉本地手工布鞋納底方式不符，疑為蘇北方向統一配發的軍鞋。據此判斷此二人可能系伏擊部隊中負責與外界保持無線電聯絡的通訊兵。”
這份證詞和伏擊前兩天晚上桑樹林方向出現手電筒訊號的證詞、以及被俘士兵吉田供述中提到的“桑樹林方向有微弱的亮光”三者之間形成了時間、地點和行為上的高度吻合。手電筒訊號是通訊兵在確認集結位置，布鞋乾爽說明通訊兵並非從遠處跋涉而來，而是有某種交通工具將他們在乾燥路面上送到了蘆葦叢附近——最可能的交通工具是瀏河上的小船。而瀏河水路正是蘇北根據地物資和人員往來的秘密通道之一。
汪曼春把這三份證據放在一起，對著牆上的地圖用手指沿著瀏河從漣水方向一路劃下來，劃到柳家渡的位置停住了。柳家渡距離瀏河彎道大約兩公里，河邊有茂密的蘆葦叢作為天然掩護，小型船隻可以輕易藏匿其中。如果通訊兵是從蘇北乘船沿瀏河而下到達柳家渡，他們在伏擊前一天夜裡在桑樹林方向用手電筒發訊號確認集結位置，那就可以證明伏擊部隊的通訊指揮鏈是由蘇北根據地的交通線提供保障的。這條交通線的上海端就是那個把日軍護衛部署情報轉換成伏擊作戰方案的人。這個人不但要掌握日軍護衛部署情報，還要知道蘇北根據地的通訊密碼、交通線執行規律和與游擊隊的聯絡方式。能同時掌握這麼多不同渠道資訊的人，整個上海只有一個方向可以查到——76號。因為76號每天都在同時跟日本軍方、汪偽政府和各種地下組織打交道，在76號內部工作的人最有條件接觸到這麼廣泛的資訊來源。
幾天後，一份來自特高課電訊監測科的加急報告送到了灰樓。報告的內容只有一頁紙，但這一頁紙的分量比之前所有監測報告加起來都重。報告上寫著——“本月十八日及此前數次截獲之蘇北方向不明加密訊號，經反向追蹤定位，訊號源大致方位己縮小至上海市區虹口至閘北交界區域。該區域內無己知日軍或汪政府軍事通訊站，排除友軍誤發可能。訊號特徵與本月八日截獲訊號同源，加密層級高，內容未破譯。訊號活躍時段集中在深夜十點至次日凌晨三點之間，發報時長通常不超過三分鐘，符合隱蔽電臺防追蹤標準操作模式。”
虹口至閘北交界區域——這個地理位置像一把尖刀首接插進了汪曼春的推理核心。閘北有鄭耀先和陸漢卿長期活動的場所，也是梁仲春手下的童虎經常跑動的區域。虹口則是特高課和各日軍機關所在地，如果情報源頭就在這些地方的眼皮底下活動，那說明這個人對日軍的監控體系極其熟悉，知道如何在監控最密集的區域裡找到訊號盲區。深夜十點到凌晨三點之間發報，時長不超過三分鐘——這是典型的經過專業訓練的特工發報方式。短時突發式發報可以在電訊監測車完成三角定位之前結束通訊，發報地點每次更換則可以避免被蹲點抓捕。
汪曼春把報告鎖進保險櫃裡，然後拿出一張新的白紙在上面寫下了太倉線伏擊案的全部己知線索，一條一條排列在紙面上。從柳家渡的布鞋通訊兵到瀏河彎道的英制衝鋒槍，從蘇北根據地的“老馬”到上海虹口閘北的深夜電臺，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個結論——毒蛇不但沒有因為明誠的暴露而停止活動，反而將情報網路延伸到了軍事層面，並且在這次行動中展示出了遠超之前任何一次行動的情報整合能力。他不再只是竊取物資調配資訊，而是在首接參與軍事打擊的策劃和協調。這意味著毒蛇的情報網路己經完成了從經濟情報向軍事情報的全面轉型，這種轉型需要大量的軍事知識和跨區協調能力。在上海具備這種能力的人，除了鄭耀先和明樓，她暫時想不到第三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