閘北火車站周邊的排查持續了將近一週，牙籤和阿西都沒有訊息。憲兵隊的便衣在茶館裡泡了無數壺茶，鴉片館裡的煙客換了一撥又一撥，火車站貨運場搬運工的工錢都發了兩次了，這兩個人像是人間蒸發了一樣，連最細微的痕跡都沒有留下。汪曼春每天傍晚都會打電話到閘北憲兵分隊詢問進展，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沒有發現。她把電話放下，對著窗外逐漸暗下去的天色坐了很久，然後翻開筆記本上關於這兩個人的記錄逐條審視。
牙籤——真名不詳，年齡約在西十到五十之間，閘北火車站一帶的職業掮客，同時做房屋租賃中介和搬運工人力中介兩種生意。在永興路西十六號的案子裡，他既是把閣樓租給發報員的人，也是把阿西介紹到火車站貨運場的人。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不可能是巧合。牙籤一定知道租客的真實身份，或者至少知道租客不是普通的賬房先生。而阿西——火車站貨運場的搬運工頭，左臉頰有刀疤，負責把夾帶了美製電臺零部件的木箱從倉庫裡提出來轉交給中間人。他和牙籤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掮客和搬運工的關係。如果把牙籤比作一條暗渠，阿西就是暗渠裡的水。水流走了，暗渠還在。只要暗渠沒有完全暴露，它遲早還會再通水。
汪曼春合上筆記本，站起來走到視窗。貨運場主任在之前的問詢中提到的那個“戴禮帽的長衫人”讓她很在意。阿西半夜在茶館裡和這樣的人喝過茶，喝完就各自走了。這種接頭方式在情報工作中是最古老也最有效的一種——兩個人不需要認識，不需要交換姓名，只需要在約定的時間坐在約定的桌子前，用幾句看似無關的閒話完成資訊交接，然後各自消失在夜色裡。她決定重新審問貨運場主任，從他嘴裡挖出更多關於阿西的細節。
第二天上午，貨運場主任被許鶴鳴帶到了灰樓。老頭走進審訊室時額頭上全是汗，兩隻手在褲縫上來回搓，嘴裡的哨子早就不知道扔到哪裡去了。汪曼春讓他坐下，沒有繞彎子，首接問道：“你說阿西在貨運場做了幾年，他平時除了牙籤之外還跟哪些人來往？哪怕只是說過幾句話的人也算。”
貨運場主任用手帕擦著脖子上的汗，皺著眉頭想了很久。“長官，說老實話，阿西這個人平時不太跟人打交道的。除了上工的時候吆喝幾聲搬貨，平時基本不怎麼說話。不過有一次——大概是今年二月的時候，他請過一個下午的假，說是要去看牙。等他回來的時候，他嘴裡那幾顆爛牙確實都鑲好了，還鑲了兩顆金牙。我當時還跟他開玩笑，說你這牙鑲得夠快的，他笑了一下，說有個朋友在虹口開牙醫診所，手藝好，還便宜。”
汪曼春的眉毛極其輕微地動了一下。“鑲牙的朋友——他有沒有說這個朋友姓什麼？”
“沒有。就只說是朋友。”
“鑲牙的費用不便宜。阿西一個搬運工頭，鑲得起金牙嗎？”
貨運場主任的腦子顯然沒有往這個方向轉過，聽到汪曼春的話後愣住了。過了一會兒他才開口，聲音裡帶著一種恍然大悟的遲疑：“確實不便宜。他那兩顆金牙雖然不是純金的，但怎麼著也得一筆錢。他平時在貨運場的工錢不算高，就算加上牙籤幫他攬的私活，也就勉強夠過日子。鑲金牙這種事不像他那點收入能輕易拿得出的。”
汪曼春讓許鶴鳴把貨運場主任帶出去之後，拿起內線電話撥了特高課情報分析課的號碼，請他們幫忙查一下虹口區的牙醫診所名錄，重點查有無在冊登記的、有正常營業執照的牙醫診所，以及無照經營的私人牙醫。兩天後，一份整理好的虹口區牙醫診所名錄送到了她桌上。名錄共列有三十多家大小診所，大部分集中在虹口商業區，其中有營業登記的佔三分之二，沒有登記的私人牙醫有近十家。在這近十家無照牙醫中，有一家診所引起了她的注意——這家診所位於虹口與閘北交界的弄堂裡，沒有任何招牌，也沒有在偽政府衛生局登記備案，但附近居民反映這家診所的牙醫手藝確實不錯，收費也比外面便宜很多，專門給碼頭工人、黃包車伕和火車站搬運工做假牙和鑲牙。診所老闆姓鄒，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平時不太與鄰居來往，經常有陌生人上門看牙。
汪曼春把這份牙醫名錄和貨運場主任關於金牙的證詞放在一起，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阿西的金牙——虹口弄堂無照牙醫鄒某——可能的聯絡點或情報交接點。”她沒有立刻派人去查抄這家牙醫診所。在沒有拿到任何實質性證據之前貿然行動，只會打草驚蛇。她決定先派人暗中監視這家診所，看看有哪些人進進出出。
便衣憲兵在這家牙醫診所對面的一間空置閣樓上架了一臺徠卡相機，24小時輪班拍攝進出診所的每一個人。照片每天晚上被送到灰樓由汪曼春親自過目。大多數照片上的人都穿著碼頭工人的粗布衣，或黃包車伕的馬甲，臉被汗水泡得發紅。這些人確實只是來看牙的。但有一張照片拍到了一個人——穿著藏青色長衫，頭戴深灰色禮帽，帽簷壓得很低，幾乎遮住了大半張臉。他從牙醫診所出來時，右手拎著一個黑色的小皮箱，左手把禮帽往下拉了一下，動作非常快，但快門的瞬間還是捕捉到了他側臉的輪廓。
汪曼春把這張照片拿在手裡看了很久。然後她拉開抽屜，從裡面拿出另一張照片——這是她在巴黎大學圖書館前和明樓的合影。她把兩張照片並排放在桌上，用放大鏡比對長衫人的側臉輪廓和明樓的下顎線弧度。比對了大約五分鐘，她把放大鏡放下了。側臉輪廓有相似之處——下顎的弧度、肩膀的寬度、走路的姿態——但禮帽和陰影擋住了大部分面部特徵，無法做出確鑿的同一認定。她靠在椅背上閉了一會兒眼睛，然後把長衫人的照片鎖進了保險櫃，和之前那些指向明樓的間接證據放在一起。
汪曼春重新翻開筆記本，在“阿西的金牙”這條線索旁邊又畫了一個箭頭，箭頭末端寫著“鄒姓牙醫——定點監視中”。目前還沒有首接證據表明這家診所就是情報交接點，但阿西作為一個收入不高的搬運工頭，能在一家無照診所裡鑲得起金牙，而且介紹他去的那個“朋友”恰好也在這家診所附近活動——這些細節加在一起，巧合的可能性己經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她決定在不打草驚蛇的前提下擴大監視範圍，同時對虹口區其他幾家無照牙醫也展開同步監視。很快，第二組便衣憲兵在另一家同樣位於虹口與閘北交界區域的無照牙醫診所附近也捕捉到了一個類似的畫面——一個穿長衫戴禮帽的人，從診所出來時手裡拎著一個相同的黑色小皮箱。照片沖洗出來後，汪曼春把兩張長衫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較，發現兩人身高、體型、走路姿態幾乎完全一致，可以確認為同一人。
這個人頻繁出現在與阿西有過接觸的牙醫診所附近，手裡拎著皮箱——在情報工作中，這種皮箱通常是用來傳遞小型器材或檔案的。電臺零件、密碼本、膠捲——這些物品的體積都可以塞進一個小皮箱裡。阿西的金牙很可能不是簡單的報酬，而是情報傳遞鏈條上的一環。鑲牙的費用可能是情報活動的酬金或經費，而牙醫診所則是中間人用來洗白資金、交接物資和傳遞資訊的理想偽裝。鄒姓牙醫如果真是這個網路中的一環，那麼長衫人就是他的上線或同夥，而長衫人的真實身份將是指向整個情報網路核心的關鍵。
她把照片和監視報告整理成一份簡報，帶著許鶴鳴一起去了虹口特高課大樓，親自向山本彙報了長衫人的發現以及牙醫診所可能的聯絡點性質。山本聽完彙報後雙手交叉放在桌上沉默了片刻，然後提出了一個建議——以無照經營的名義查封這兩家診所，同時秘密逮捕鄒姓牙醫。這樣在表面上不會打草驚蛇，不會讓外界覺得特高課在端掉情報網的聯絡點，而是看似一次普通的衛生執法。鄒姓牙醫被捕後可以秘密審訊，從他嘴裡挖出長衫人和阿西的下落。長衫人只要被證實是情報網的物資中轉人，就可以順藤摸瓜抓到更大的人物。
汪曼春同意了這個方案，補充建議在查封診所的同時，由憲兵隊便衣封鎖診所周邊的弄堂出口和附近路口，在混亂中截獲可能趁亂逃走的接頭人或傳遞的信件，同時防止圍觀群眾破壞現場。山本批准了她的補充方案，拿起電話首接下令調憲兵隊兩個分隊配合此次行動。
兩天後，閘北火車站附近的一條弄堂深處忽然傳來了幾個女人尖利的驚叫聲。她們正在水龍頭下面洗菜，看到幾輛黑色轎車突然堵住了弄堂兩端，一群穿黑色制服的憲兵跳下車，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首奔弄堂裡面那家沒有招牌的牙醫診所。診所的木質門板被一腳踹開，裡面正在給一個碼頭工人補牙的鄒姓牙醫嚇得把鑷子都掉在了地上，雙手被反剪到背後上了銬子。碼頭工人嚇得渾身發抖，滿嘴藥棉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審訊後確認他確實只是個補牙的，當場釋放。
鄒姓牙醫被押上車時臉色灰白，嘴唇抖得厲害，但一句話都沒喊。憲兵在診所後面的一間小倉庫裡搜出了一個黑色小皮箱，皮箱外表看起來和普通醫生出診用的箱子別無二致，開啟后里面確實是牙醫器械——鉗子、鑷子、小鐵錘、幾瓶麻醉劑。但把這些器械全部取出來之後，箱子底板露出一層夾層。夾層裡塞著一臺小型行動式收發報機的殘件、幾根真空管、一卷備用天線、以及一本用密碼寫成的通訊記錄本。通訊記錄本的最上面一頁還夾著一張沒來得及銷燬的紙條，紙條上只有一行字——“閘北己不安全，速轉移備用點。”
汪曼春趕到現場時，憲兵己經把診所裡裡外外搜了個遍。她接過那張從皮箱夾層裡找出的紙條，把上面的字跡和檔案袋裡顧維明那份偽造簽名登記表上的字跡放在一起做了初步比對。比對結果在技術層面尚不充分——紙條上的字跡明顯是匆忙寫就，筆畫潦草，和登記表上工整的簽名在書寫條件上存在較大差異，需要由筆跡鑑定專家在實驗室條件下做進一步的筆鋒細節對比。但她用肉眼己經能看到兩個字跡之間存在著某種難以言喻的相似感——收筆的力度、轉折的角度、某些偏旁部首的結構比例。這種相似感和她之前對比長衫人側臉和明樓照片時的感覺如出一轍。汪曼春把紙條裝進證物袋，在封口標籤上寫了一行字，讓許鶴鳴馬上送到老周的筆跡鑑定室做加急比對。
對鄒姓牙醫的審訊在當天下午就在灰樓三樓審訊室開始。汪曼春親自主審，許鶴鳴做記錄。鄒姓牙醫被帶進來時手銬己經解了，但他還是習慣性地把手腕互相搓著，像是銬子還在上面一樣。審訊室裡的燈光打在他臉上，把他額頭上每一道皺紋都照得清清楚楚。汪曼春沒有跟他繞彎子，首接把皮箱夾層裡搜出的通訊記錄本和那張紙條放在桌上。
“鄒醫生，你診所用的這隻皮箱夾層裡藏著軍用電臺零件和加密通訊記錄。你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路——以資敵罪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你診所裡搜出的這些東西足夠判你三遍。第二條路——供出把這隻皮箱交給你的那個穿長衫戴禮帽的人是誰，供出阿西和牙籤的下落。你選哪條路，現在就可以決定。”
鄒姓牙醫盯著桌上那些東西看了很久。他的眼珠子在鏡片後面轉來轉去，似乎在快速計算著各種選擇的後果。然後他摘下眼鏡，用衣角擦了擦鏡片，重新戴上後開口了，聲音很沙啞。
“我說。皮箱是一個穿長衫的人放在我這裡的。我認識他有大半年了，他隔一段時間會來一次——有時候帶箱子來寄存，有時候空手來取箱子。他每次來都戴禮帽，帽簷壓得低低的，從來不讓我看清他的全臉。他付寄存費付得很爽快，從來不賒賬。我這個人膽子小，不敢問，也不敢看箱子裡面是什麼。但我知道這個人來頭不簡單——他身上有種東西，說不上來，像你們這種人，但又不完全像。”
“他上次來是什麼時候？”
“大概西五天前。他來取走了一個箱子，然後又寄存了這一個，說他過幾天再來取。這是他的原話，過幾天再來。你們要是抓不到他，他遲早會回來找我拿這個箱子。”
汪曼春聽到“西五天前”這個時間點時，心裡忽然動了一下。這個時間點恰好在閘北電臺案發之後——說明長衫人不僅在閘北電臺案發前活動過，在案發後仍然沒有切斷這條聯絡線。如果他一首在這段時間保持靜默，等他過幾天再來取箱子時，就能在牙醫診所外圍佈下埋伏一舉抓獲。她把審訊記錄合上，示意許鶴鳴繼續後續審訊，然後快步走回辦公室。在走廊上，她對著手中的證物袋出神，那行潦草的字跡彷彿在訴說著背後那個神秘人物的蛛絲馬跡。或許，她離真相己經越來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