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軍隊凱旋之日，帝都萬人空巷。
景行玄甲白馬，行於隊伍最前。身後是軍容嚴整、殺氣未消的百戰雄師，以及連綿不絕的俘虜、繳獲、象徵各方臣服的旗幟儀仗。
天下砥定，西海歸一。
硝煙散盡後，景行並未如舊式帝王般鳥盡弓藏，或沉溺於歌功頌德。
武力可以摧毀舊秩序，但唯有建立新秩序，才能真正終結迴圈。
武功本身並非原罪，失控的力量與凌駕律法的“俠義”才是禍根。
《大宋武律》遂頒行天下，細則浩繁，核心卻清晰如鐵，針對天下所有的武者，定下一個秩序。
登記與考評制：所有習武者，無論師承門派，須至官府登記，領取“武籍”。每三年需參與“武德”與“武技”考評，前者考律法常識、德行履歷，後者定實力等階。無籍或考評不透過者，不得公開授藝、不得持械入城、不得參與任何涉及報酬的比鬥或護衛工作。
武職與武學官營：朝廷設立“武備司”，下設“講武堂”培養軍官、“百工院”研究武學與火器結合、“靖安署”處理涉及武者的治安案件。武者可透過考評，加入軍警、成為官派教習、或進入百工院參與研究，領取朝廷俸祿，享有相應職級。民間私自授藝、私設擂臺、私鬥解決糾紛，皆屬重罪。
武德為先，律法為綱：律法明文，“武者持械，罪加三等”。“行俠仗義”不再是免責藉口，任何動用武力干預他人糾紛、財產、人身的行為，都必須遵循嚴格程式，通常僅限於協助官府執法或在明確自身安全受威脅時的有限自衛。見義勇為者，需事後報備，經核查屬實方可嘉獎，擅自處置反而可能受罰。
武學發展與管控：朝廷收集天下武學典籍，去蕪存菁，編纂《武經總要》，將基礎強身、戰場搏殺、特種用途的武學分門別類。允許民間研究、改良武學，但核心殺傷性技法、涉及毒蠱等禁忌領域的研究，必須報備並接受監督。鼓勵武學與醫學、工學、農學結合，例如以真氣協助療傷、以內力增幅精密操作、研究輕功用於信使與勘探等。
“武道，非僅殺伐之術。”
景行在一次對講武堂學員的訓示中，清晰定調：
“上武為道，可護國佑民，開疆拓土，如朕之將士；中武為藝，可強身健體，鑽研妙理，如百工院之匠師；下武為力，方是爭勇鬥狠，私怨仇殺，此為朝廷律法所必禁！”
“昔日江湖，武者以力為尊，視律法如無物，致使豪強割據，百姓戰慄。今之武道，當時刻謹記：爾等所長，乃國之利器，民之護衛，而非私器。利器之鋒芒，當指向外虜，指向天災，指向一切危害社稷民生之敵，而非指向同胞，指向律法，指向這來之不易的太平。”
新政推行，並非毫無阻力。仍有少數沉浸於舊夢的武者試圖隱匿或反抗，但在己然成型的國家機器——精銳的新軍、無孔不入的廠衛、以及大部分因新制而獲得穩定出路與社會地位的武者共同維護下，任何浪花都迅速平息。
一個迥異於以往任何時代的“和平”降臨了。
這和平，並非沒有武力，而是武力被徹底體制化、律法化、去個人英雄主義化。
鄉間紈絝再難欺男霸女，因為縣中“靖安署”可能有退役的軍中好手坐鎮。
商隊遠行不再必須重金聘請鏢局，官道驛路有朝廷“護路營”巡邏，匪患幾近絕跡。
邊境不再需要大量駐軍防備江湖人裡通外國，因為所有武力輸出口都被朝廷嚴密掌控。
百姓爭執，首先尋找的是里正、縣衙，而非“德高望重”的某派長老。
少年慕武，可報考官學“講武堂”或透過武考進入行伍，前途清晰，無需再投身某個門派奉獻終生。
武，融入了國家的肌理，成為了維護秩序、促進生產、開拓進取的工具與技能之一，而不再是能夠獨立於政權之外、甚至凌駕其上的特殊存在。
“俠”之精神，被悄然重塑。不再是以武犯禁、快意恩仇，而是忠於職守、精研技藝、護國衛民。邊關將士以武禦敵是俠，靖安署差役以武擒兇是俠，百工院匠師以武助研是俠，甚至醫者以真氣續命、農夫以內力墾荒，亦可稱“俠”。
武者，當以守護天下和平為己任。
景行晚年，曾於泰山之巔立碑，親撰碑文，其中有言：
“昔以武亂，今以武治。亂者，力出於私，德失於野；治者，力歸於公，德彰於朝。天下止戈，非無戈也，戈執於國，刃向於外，惠澤於內。武者，國之器用，民之爪牙，當知其鋒，更當知其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