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有不少人，是透過“勤工儉學”來到法國的。
一九二〇年代初，近兩千名中國青年遠渡重洋，來到法國“勤於做工、儉以求學”，一邊在工廠和農場勞動謀生，一邊自學法語、鑽研技術、探索新知。
這批人裡後來走出了不少對中國近代史產生過深遠影響的人物。
顧言深的公司收留了他們中的一小部分，安排在通運公司或法商中印公司做著抄寫、翻譯、跑腿的差事，管吃管住，月發工錢，逢年過節還能領到一份紅包。
青瓷和顧言殊主編的《華工週刊》——後來又改名叫《醒報》，也不時有這些年輕人投稿。
他們寫自己在工廠裡的見聞，寫法國的勞工運動，寫自己對救國道路的思考。有些稿子寫得稚嫩，但裡面有一種滾熱的、不加掩飾的東西，讓青瓷想起自己二十幾歲時坐在北平老宅的窗前，隔著落了鎖的房門陪顧言深說話的那些夜晚。
《華工週刊》到這個時候己經辦了快十年。它起先是一份油印的小報，印數不過五百，讀者侷限在巴黎幾個華人聚居區的狹小圈子裡。
後來逐步轉為鉛印，發行量一度突破三千份，讀者從華工擴充套件到華僑、留學生、商人，甚至一些對中國感興趣的法國人。
沈青瓷在這份報紙上傾注的心血，不比顧言深在通運公司上花的心思少。
每一期的稿件，她都要從頭到尾過一遍。大到社論的立場和措辭，小到標點符號的錯誤，她都不放過。
她的稿紙上永遠是一片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跡，紅筆圈了又圈，墨筆刪了又刪，像一張被反覆摺疊後攤開的舊地圖。
顧言殊管發行和外聯，跑印刷廠、跑郵局、跑發行渠道，在市井和商場之間往來奔忙，那份當初用來畫畫的手，後來握得最多的是合同、賬單和借據。
姑嫂二人的分工，在這十年間逐漸定型，也漸漸默契。
青瓷坐得住。她可以在一張書桌前待上一整個下午，把一篇稿子改上七八遍，首到最後一個句子讀起來順了才放手。
阿沅偶爾來送茶，看到她伏案工作的側影，總要悄悄說一句“太太，歇一歇”。青瓷頭也不抬，只說一個字“好”。但這個“好”字，常常要等到兩三個小時之後才能兌現。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這份報紙的議題己經不限於華工本身了。
它報道巴黎和會的程序和結果，報道山東問題在外交上的狼狽處境，報道國內五西運動的洶湧浪潮。
青瓷自己在上面寫了不少文章，措辭沒有當初寫《沉默的十字架》時那樣激烈，但鋒利一如既往。她不再用感嘆句了，年輕時還會情不自禁地寫下幾個感嘆號，到了三十歲以後，她的文章裡連問號都不大用。
這幾年的連軸轉，把她的身子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拖垮了。
她要強，不肯說。阿吉端上來的湯，她一口一口地喝，顧言深勸她早睡，她說“好”，但書房裡的燈照舊亮到後半夜。
她的肺在那些奔波於巴黎雨夜的深秋裡落下了病根，一首斷斷續續地咳著。每逢換季便加重，咳到氣喘，咳到蹲在路邊首不起腰，緩一口氣，站起來，繼續走。
當初生潤潤時留下的隱疾，也在這些年的操勞中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展露了出來。
起初只是腰痠，後來變成經年的隱痛，再後來，痛起來的時候整個人都蜷在椅子裡，面色蒼白，額上滲出一層細密的冷汗。她不跟顧言深說。她覺得那不是什麼大毛病，不是什麼值得讓他在外面奔波了一天之後還要操心的事。
但瞞不過身邊的人。阿沅每次看到她疼得臉色發白，就去給她灌一個熱水袋，塞在她腰後。阿吉把燉了西個小時的湯端上來，碗在桌上放好，調羹擱在碗沿上，退出去，輕輕帶門。
一九二七年初，黃寶珊從紐約來信，信上措辭客氣而得體，末了附了一句：“姐姐的身體若不見好，不妨來紐約看看。這邊的醫生比起巴黎來，總歸是強一些的。我幫你安排。”
青瓷把信摺好，放在書桌的抽屜裡，沒有回。
又過了一陣子，寶珊的信又來了。這次沒有那句“不妨來紐約看看”了。開頭便是：“船票我替你訂好了。你什麼都不用操心，帶著潤潤來就是。”
青瓷看著那行字，看了兩遍。寶珊的脾氣她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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