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裡，她的身體一年不如一年。
長年伏案讓她的脊背彎了。她曾經是蘇州城裡最窈窕的女子，走起路來像一株風中的柳樹，腰肢柔軟，步履輕盈。但那些年，她的背越來越駝，肩膀越來越窄，整個人像一把被反覆摺疊的紙扇，再也展不平了。
她的眼睛也壞了。看東西越來越模糊，要湊得很近才能辨認。她寫字的時候，鼻尖幾乎貼著紙面。顧言深心疼她，說：“青瓷，你別寫了，我幫你抄。”青瓷說：“你抄的我看不見。我自己寫，我知道自己寫了什麼。”
她的手也開始抖了。幾十年的筆耕不輟，讓她的手指關節變了形，握筆的時候，筆尖會微微顫抖。但字還是那樣工整，一筆一劃，從不潦草。她說：“字是給人看的。寫潦草了，別人看不懂，我的字就白寫了。”
她肺裡灌過太多巴黎雨夜的冷霧。
那些年，她為了拜訪華工，經常在夜裡趕路。巴黎的冬天多雨，冷雨打在臉上，像冰針扎。
顧言深看著她，什麼也沒有再說。他知道她決定了的事情，誰都改不了。他只是在她每次出門之前，把一把新的傘放在門口，把她的圍巾繫好，把她的手握在手心裡暖一會兒。
“早點回來。”他說。
“嗯。”
她說完，然後推開門，走進雨裡。
那些冷霧，從她的鼻腔鑽進她的肺裡，一層一層地堆積，像石灰一樣，把她的肺壁塗得越來越厚。後來她咳嗽的時候，咳出來的不是痰，是那種灰白色的、黏稠的、像被水泡過的紙漿一樣的東西。
顧言深哭著說：“青瓷，求你不要再出去了。”
青瓷說：“言深，你該懂我的。”
—————
1988年，巴黎。
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年人站在里昂火車站的廣場上，仰頭看著一塊剛剛揭幕的紀念牌。銅質的牌匾在陽光下泛著金色的光，上面用法文和中文刻著幾行字：
“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來法參戰的十西萬中國勞工。他們為法國的自由與和平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西裝，胸前彆著一朵白色的小花。眉眼間有幾分熟悉的味道——那是潤潤。當年的那個在巴黎出生、在波旁宮區長大的小男孩，如今己經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了。他的頭髮花白了，背也有些駝，但那雙眼睛，和他母親年輕時一模一樣。
他站在那裡，看著那塊銅牌，看了很久。
他的身邊站著一個年輕的法國記者，手裡拿著錄音筆，問他：“顧先生，您的母親為華工權益奮鬥了數十年，您覺得她如果能看到今天這一幕，會說什麼？”
潤潤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說：“她不會說什麼。她只會站在那裡，看著那塊牌子，然後回家。”
“回家做什麼？”
“繼續寫。”
記者愣了一下，不知道該怎麼接。
潤潤沒有再解釋。他看著那塊銅牌，想起了母親書桌上的那盞燈。那盞燈從他在巴黎出生的時候就在那裡，一首亮到母親生命的最後一刻。燈下的那個人，從年輕寫到年老，從黑髮寫到白髮，從視力清晰寫到雙目幾近失明。她寫了多少字？沒有人統計過。那些字鋪開來，可以從巴黎鋪到里昂，從里昂鋪到馬賽。
她寫了一輩子。
可是她沒能看到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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