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六年的初春，無錫東林書院的依庸堂內，一場講會正進行到酣處。
顧憲成站在講席前，雖已年近花甲，聲音卻依然清朗如金石相擊。堂下坐滿了來自各地計程車子，有青衫學子，也有白髮大儒，甚至還有幾位身著便服的官員混雜其間。
“今日我們講《大學》之道，”顧憲成環視滿堂學子，“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諸位可知，這“親民”二字，當作何解？”
一個年輕士子起身答道：“朱子注曰，親民當為新民，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
顧憲成微微頷首，卻又搖頭：“朱子之解固然精妙，然時移世易，今日之“親民”，更當解為“親近百姓”。為官者若不能體察民情，解民疾苦，縱使滿腹經綸，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此言一齣，滿堂譁然。一個鬚髮皆白的老儒生顫巍巍地站起來：“允儒此言，未免有違先賢本意！”
顧憲成不慌不忙，向老儒生施了一禮：“李公且聽晚生細說。去歲江南水患，諸位可曾見過流離失所的災民？可曾聽過百姓啼飢號寒之聲？若讀書人只知閉門造車，空談性理，而對民間疾苦視而不見，這書讀來何用？”
他走到堂前，指著門外：“就在這無錫城中，有貧苦百姓為繳納礦稅而賣兒鬻女。諸位，這才是我們應當關心的實事！”
滿堂寂然。春風穿過窗欞，吹動堂內懸掛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楹聯。這副由顧憲成親自題寫的對聯，正是東林書院的精神所在。
講會結束後，顧憲成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留在依庸堂內飲茶議事。
高攀龍放下茶盞，憂心忡忡地說：“允儒兄，今日之論雖然痛快，只怕傳到朝中，又要惹來非議。”
“存之兄多慮了。”顧憲成淡然一笑，“我等既以天下為己任，又何懼人言？況且......”他環視在座的李三才、趙南星等人，“如今朝中閹黨當道，礦監稅使橫行，若讀書人再緘口不言，這天下還有希望嗎？”
李三才拍案道：“允儒兄說得對！我在淮揚為官時，親眼見過稅監陳增的惡行。那廝不過一個閹人，竟敢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強徵暴斂，致使商旅不通，民生凋敝。”
“所以我們要發聲！”趙南星激動地說，“要讓天下人知道，這大明朝還有敢言之人！”
眾人一直談到深夜。燭光搖曳，映照著這些士大夫堅毅的面容。他們或許不知道，這個夜晚的談話，將開啟一個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東林黨爭。
就在東林書院講學日益興盛的同時，遠在江西的白鹿洞書院卻是另一番景象。
與東林書院關注時政不同，白鹿洞書院仍保持著理學正統的講學傳統。山長李材是個嚴謹的老學者，最重經典註疏。
這日，他正在講解《易經》，一個年輕學子突然發問：“山長，學生近日讀西人利瑪竇所著《坤輿萬國全圖》，言我大明並非天下中心，而只是世界之一隅。不知此說當如何理解？”
李材皺起眉頭：“異端邪說，不值一哂！《禹貢》分明記載：“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我中華自古就是天下中心，何來萬國並列之說？”
那學子卻不肯罷休：“可是學生曾用西人的望遠鏡觀測天象，發現......”
“住口！”李材勃然變色，“望遠鏡不過是奇技淫巧！我輩讀書人，當以聖賢之道為根本。這些海外異說，休得再提！”
課後，幾個年輕學子聚在書院後的白鹿洞旁，繼續著課堂上的討論。
“你們說，山長為何如此排斥西學？”提問的學子名叫徐光啟，是個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的年輕人。
一個稍年長的學子嘆道：“道堅兄，你剛從南京來，不知這裡的規矩。白鹿洞書院最重傳統，山長常說：“祖宗之法不可變”。”
徐光啟搖頭道：“可是利瑪竇先生帶來的學問，確實有許多可取之處。特別是他們的算術、曆法，比中土先進得多。”
“這話你可千萬別在山長面前說。”另一個學子壓低聲音，“去年有個學子因為推崇西學，被山長逐出書院了。”
徐光啟望著洞中潺潺的流水，若有所思。他想起在南京時與利瑪竇的交往，那些關於地球是圓形的討論，那些精密的科學儀器，都讓他大開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