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間廢棄的小屋在嘉豐縣最北邊的山腳下，從縣城開車過去要一個多小時。路越走越窄，從柏油路變成水泥路，從水泥路變成土路，最後連路都沒有了，只剩下兩道被雨水沖刷出來的車轍印，彎彎曲曲地伸進一片雜樹林裡。秦川坐在副駕駛上，看著手機上的導航，訊號己經斷了，只剩一個模糊的定位點，在地圖上孤獨地閃。柳庶把車停在路邊，幾個人下了車，踩著沒過腳踝的野草往裡走。
太陽很大，曬得人發暈，樹上的知了叫得像拉警報。走在最前面的技術員老周忽然停下來，指著前面說，到了。那是一棟紅磚平房，屋頂的瓦片缺了一半，露出黑洞洞的屋樑。院子裡的草長到齊腰高，幾棵野生的構樹從牆根長出來，把半邊牆都遮住了。門是木頭的，歪歪斜斜地靠在門框上，門上的鐵鎖己經鏽成了一坨，根本鎖不住，一推就開了。屋裡很暗，一股黴味撲鼻而來，混著老鼠屎的騷臭和雨水漚爛的木頭味。地面是土的，坑坑窪窪，牆角堆著一些破罐子爛棉絮，蒼蠅在頭頂上嗡嗡地飛。秦川站在屋子中間，環顧西周，目光落在地上那塊木板。木板比別處的大，上面壓著幾塊石頭，石頭上長著青苔，像是很久沒人動過。
他走過去，彎腰抓住石頭的稜角，搬開一塊，又搬開一塊，露出底下的木板。柳庶過來幫忙，兩個人一人一頭，把木板掀起來。一股更濃烈的黴味從底下湧上來，混著水泥灰的粉塵和某種說不清的甜腥。秦川摸出手電筒往下照，光柱落在地窖底部，照亮了一個灰白色的水泥墩子，表面光滑平整，像一塊巨大的鵝卵石，嵌在泥土裡，安安靜靜地等著。
法醫和痕檢技術員開始工作。拍照、測量、繪圖。老周蹲在地窖邊上，用戴著手套的手摸了摸水泥的表面，冰涼冰涼的，手感光滑。他抬起頭看了秦川一眼，說這個要取出來。水泥墩子很重，從地窖裡吊上來，動用了挖掘機和滑輪，折騰了好幾個小時。陽光照在那個灰白色的長方體上，表面的水泥灰被風吹起來，在空中揚了一陣，落了。技術員拿著鑿子和錘子開始敲，一下，兩下，三下，水泥碎塊從表面剝落，露出裡面的黑色塑膠袋。塑膠袋被水泥咬得很緊，撕裂的地方露出不該露出的東西。老周停下手裡的活，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繼續鑿。
沒有人說話。太陽從東邊挪到西邊，知了叫啞了，遠處的樹林裡有什麼鳥在一聲一聲地叫，像哭。秦川站在旁邊，雙手插在口袋裡，看著那些技術員一塊一塊地把水泥敲碎，把塑膠袋取出來，編號，登記，裝進物證袋裡。他的臉上沒有表情，但他的眼睛裡有別的東西，不是悲傷，不是憤怒，是一種很沉的、很重的東西，壓在眼底，壓得眼球發酸。柳庶站在他旁邊，也沒說話，手裡捏著那本用完了的筆錄本，封面上沾著泥巴和汗水，皺巴巴的，像一塊用舊了的抹布。
老劉夫婦接到訊息的時候，正在家裡吃晚飯。老劉接完電話，坐在餐桌前，筷子還舉在手裡，夾著一塊紅燒肉，肉己經涼了，油凝在表面，白花花的。他把筷子放下，那塊肉從筷子間滑落，掉在桌上，滾了一圈，停住了。老伴問他誰的電話，他說公安局的。老伴又問說什麼了，他沒有回答，只是看著桌上那塊掉落的紅燒肉，看著油從肉裡滲出來，在桌面上洇開一小圈。老伴又問了一遍，他才開口，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又輕又飄，像是隨時會被風吹散。“找到了。”他只說了這三個字。老伴手裡的碗掉在地上，碎了，粥濺了一地。她沒有看那些碎碗片，也沒有看地上那灘粥，她看著老劉的臉，那張臉她看了三十多年，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過。不是哭，不是不哭，是臉上什麼都沒有了，像一張被人擦乾淨的黑板，寫過的東西全沒了，只剩下一道一道的擦痕，白花花的，刺眼睛。
認屍那天，老劉沒有讓老伴去。他說你在家等著，我一個人去。老伴說我也去，他說你不用去，我去就行。老伴說我不去誰簽字，他說我籤。老伴看著他，他看著她，兩個人在客廳裡對視了幾秒，老伴忽然不堅持了，她轉過身，走進廚房，開啟水龍頭，嘩嘩地衝著一把青菜，衝了很久，衝到手都涼了。
殯儀館的走廊很冷，空調開得很低，冷得人起雞皮疙瘩。老劉走進去的時候，腳步很重，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踩不實。秦川在走廊盡頭等著他，穿一身黑色的衣服，表情嚴肅。他們握了握手，誰都沒說話。秦川推開那扇門，老劉跟在後面走進去。那是一個很小的房間，白色的牆，白色的燈，白色的布。工作人員掀開白布的時候，老劉的身體晃了一下，像是被人推了一把。他扶住旁邊的桌子，站住了。他看著那些東西，看了很久，久到工作人員以為他暈過去了，輕聲喊了他一句“大叔”，他應了一聲，聲音是啞的，說沒事，我看清了。他低下頭，把白布蓋回去，手在那塊布上按了一下，像是不捨得鬆開。
他轉過身，走出那個房間，走廊裡的燈光很亮，照得他睜不開眼。他靠著牆，慢慢蹲下去，蹲在牆角，兩手捂著臉，肩膀一抽一抽的。沒有聲音。秦川站在旁邊，沒有過去，也沒有走開。走廊裡很安靜，只有空調外機嗡嗡地響，像一隻被困住的飛蛾，拼命地撲稜翅膀。老劉蹲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走廊盡頭有人喊他去辦手續，他才慢慢站起來，用手背擦了一把臉，跟著工作人員走了。簽字的時候，他的手很穩，一筆一劃，端端正正，跟他兒子在黑板上寫的板書一樣。
吳芳在拘留所裡等著開庭。她沒有請律師，她說不必了。同監室的人說，她有時候整夜整夜不睡，坐在床鋪上發呆，嘴裡唸叨著什麼，聲音很小，聽不清。管教問她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她說沒有，她就是睡不著。問她為什麼睡不著，她說她在想一件事，想不通。
行刑前一晚，管教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帶給家人，她搖了搖頭。管教又問，有沒有什麼想吃的東西，她想了想，說想吃一碗餛飩。食堂給她下了一碗，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個，吃完了，把湯也喝了，用紙巾擦了嘴，把碗筷收拾好，放在門口。管教來收碗的時候，她忽然開口了，聲音很輕，輕得像是自言自語：“我那麼愛他，他為什麼不要我？”管教站在門口，手裡端著那個空碗，碗底還有一點湯，涼了，凝了一層薄薄的油。管教看著她，她看著牆，牆是白的，什麼都有，什麼都沒有。
第二天凌晨，天還沒亮。吳芳被帶出監室，走廊裡的燈很亮，照著她的臉，那張臉很白，沒有血色，但表情很平靜，平靜得像一潭死水，扔進石頭也起不了漣漪。她走得不快不慢，腳步很穩，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發出很輕的聲音，像秋天的落葉被風捲著走，沙沙的，一陣一陣的。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停了一下，抬頭看了看天。天還沒亮，灰濛濛的，沒有星星，沒有月亮，什麼都沒有。她看了一秒，低下頭，走了出去。門在身後關上了，聲音不大，悶悶的，像是什麼東西被捂住了嘴，想喊喊不出來。
老劉後來去收拾兒子的遺物。醫院的辦公室裡，劉軍的桌子己經被清理過了，抽屜裡只剩下一支鋼筆和幾本醫學雜誌。老劉把那些東西裝進一個紙箱裡，抱著往外走。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那間辦公室。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那張空桌子上，灰塵在光柱裡慢慢地飄，像是有人在呼吸。他看了一會兒，轉過身，走了。
那輛白色的豐田卡羅拉後來被拍賣了，買主是個年輕小夥子，不知道這輛車的過去。他把車開回去，洗了又洗，換了座套，掛了新的掛件，在後視鏡上繫了一根紅繩。他開著他去上班，去兜風，去接女朋友，車裡放著音樂，窗戶搖下來，風吹進來，什麼味道都沒有。他不知道，這輛車的後備箱裡，曾經放過兩個紅色行李箱，箱子裡的東西，是一個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