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跟張翠鳳說：“昨天傍晚，我們連夜抓捕了王衛東，從他家裡搜出了一些贓款贓物。你可能不知道，王衛東有記賬的習慣，他收受的所有賄賂，他都記得一清二楚。哪年哪月哪日，誰給了他什麼東西，他幫忙辦了什麼事，我們都已經掌握了。
1969年，你和你的丈夫田慶德一起見了他，給了他兩根金條，讓他給你17歲的女兒田紅葉安排了一份工作。這件事情，王衛東交代的一清二楚。”
說完，他看著張翠鳳，等著她回應。張翠鳳也看著嚴格，眼睛都沒眨一下，“這是真的。我大女兒高中畢業了，她幹不慣農活，我丈夫心疼她，就說要替她尋摸一份工作。他當時拿出兩根金條，我還問過他是從哪兒來的，他說是撿的。我也就沒再多問了。
公安同志，我就是個農民，很多事情都不懂得。我們農村講究人情，遇到事了，就想著給人送點禮，託託關係，走走後門，大家都是這麼幹的。我們是給王衛東送了東西，就想給大閨女弄份工作，我們並不知道這是違法的。”
元初筆尖一頓，看來這傢伙首先放棄的人是她的丈夫。
嚴格問她：“你是說，金條是你丈夫的？他撿到了兩根金條，卻昧了下來，變成了他自己的？既沒有交公，也沒想著尋找失主？那你說說吧，他是什麼時候在哪兒撿的金條？”
“我不知道。我沒問。我們家都是孩她爹當家做主的，這些事情我也不敢問。”
“對於你之前的經歷，你有什麼要說的嗎？舉報信說，你被你的父母賣到地主陳福山家，後來又做了陳福山的小妾，剛建國的時候從陳家逃了出來，是這樣嗎？如果你說舉報信說的不真實，那你就把你的來歷說一說。”
張翠鳳低頭，腦袋急速運轉。陳地主家的人都死了。她的爹孃也已經死了，死無對證，弟弟那時候年歲不大，半大小子，他說的話她完全可以否認。
“不是的。我是反抗封建壓迫，從家裡跑出來的。我爹孃當時要把我賣給一個老頭當老婆，我不同意，只好逃跑了。我當時又累又餓，跑到山窪這兒就跑不動了。我丈夫收留了我。”
元初抿了抿嘴，這傢伙對現實過於樂觀了。
她編出的這段話，漏洞一大堆。
“你丈夫在家嗎？”
“不在。他陪我的小女兒去縣城了。我小女兒受了傷，得去縣醫院治。”
嚴格不是那種會刑訊逼供的人，態度還算和氣的問了幾個問題，給她看了張力文做的審訊記錄，讓她在上面按了手印，然後，就把她送回雜物房繼續關押了。
嚴格跟元初說：“她所說的這些，我們都要去進行走訪核實，交叉對比，這樣才能知道誰在撒謊。”
元初點頭，“單憑她一面之詞，確實很難驗證真假。不過她提到了她的丈夫、她的父母，這些都是可以找到人去驗證的。如果雙方供詞不一致，那就肯定是有人撒謊了。”
“你說得對。徐元初同志，審訊過程你要保密，如果洩露了，對我們工作不利。”
“我明白。我肯定不會跟任何人說的。我要做節目，也是等你們調查完了，一切塵埃落定之後才做。”
元初跟嚴格說了兩句，就趕緊跑回去開始上午的播音工作了。
嚴格離開公社，回了縣裡，然後先去了縣醫院找田慶德，醫生告訴他：“來晚了一步，他們早上就走了。田紅香的腿傷得挺嚴重的，得去市醫院治，我們這兒沒把握。年紀輕輕的，別再給她治壞了。還是市醫院穩妥一點。”
嚴格回到公安局，給市局打了個電話，委託他們去詢問田慶德相關情況，然後，他和張力文又去了張翠鳳的老家，找到了張翠鳳的弟弟，向他詢問張翠鳳的情況。
張老弟立刻進入角色，闡述他們全家在舊社會作為貧農的艱難生活，父母迫於無奈，只能把姐姐賣到地主家做丫鬟，後來姐姐又被地主霸佔，成了地主的小妾，後來受不了地主的欺壓，只好逃跑，生死不明。那時候都快要開始鬥地主了，“姐姐倒在黎明到來之前，地主對我們貧農的壓迫實在太狠了。”
嚴格問他：“你姐姐被賣到了地主家當丫鬟？”
“是啊。這事我們這兒的人都知道，賣到了地主陳福山家。當初鬥地主的時候，我爹孃都還活著呢，他們心裡恨啊，恨地主霸佔了我姐，我爹孃鬥地主鬥得可兇了。階級鬥爭時刻記心間，一點都不敢忘。”
嚴格：“……那我確實得去問問。”
姐弟倆的說辭完全對不上號，總有一方是在撒謊的。
他和張力文又走訪了一些村民，大家的說法都證實了張老弟的話。當地的大隊長還找出了當年鬥地主時期的檔案來給他看，上面有記錄鬥地主一共鬥了多少次，也記錄了這些地主的惡行。張家父母的控訴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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