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九日，滿洲里。
天剛矇矇亮，氣溫怕是得有零下二十度。火車站門口的值班俄國兵裹著厚大衣，縮在崗亭裡打瞌睡，撥出的白氣在領口結了一層霜。
從西邊來了一列貨車，裝的是從貝加爾湖那邊運來的木材。車還沒停穩，押車的幾個華工就開始往下跳。他們不是到站了，是跑。
其中一個人跑了幾步就摔在地上，爬不起來。旁邊的人想去扶，看了一眼又縮回了手。那人臉是紫黑色的，嘴角掛著血沫子，眼睛半睜著，己經沒氣了。
俄國兵從崗亭裡出來，踢了踢那具屍體，罵了一句俄語，然後朝站房裡喊了一聲。
出來兩個穿白大褂的，看了看，把屍體拖到一邊，扔在一堆舊木板上面。動作很熟練，顯然不是第一次幹了。
“又死一個。”一個俄國醫生嘟囔著，在夾子上記了一筆。“這個月第幾個了？”
“數不清了。”旁邊的人回答。
從十月底開始，滿洲里就陸續有人暴斃。症狀都一樣：高燒、咳嗽、咯血，從發病到死，快的一兩天，慢的三五天。死的時候渾身發紫，七竅流血，看著嚇人。
俄國人的遠東總督府派了醫生來看，說是肺炎，但又不完全是。幾個俄國醫生自己也病倒了，死了兩個，剩下的不敢靠近病人，遠遠地看著，等病人死了拉去燒。
疫情沿著鐵路線在走。從滿洲里到海拉爾，從海拉爾到齊齊哈爾，從齊齊哈爾到哈爾濱。火車一響，瘟疫就跟著車輪往東蔓延。
死人越來越多。鐵路沿線的小站，幾乎每個站都有人病死。有的是乘客，上車的時候還好好的，下車的時候就站不穩了。有的是鐵路工人，幹著幹著活就倒下了。
到了十一月中旬，哈爾濱開始出現病例。
傅家甸最先遭殃。這是哈爾濱城外的貧民區，住的大多是闖關東的窮苦人，房子擠著房子，人挨著人，髒水潑在門口，垃圾堆在牆角。
一個姓李的皮貨商從滿洲里進貨回來，當晚就發了燒。
家裡人以為是傷寒，熬了薑湯給他喝，不管用。第二天早上開始咳血，血是黑的，帶著泡沫，濺在枕頭上，觸目驚心。
第三天，他死了。死之前抓住他婆娘的手，想說什麼，但嘴裡全是血，說不出來。
他婆娘哭了一場，請了街坊幫忙，把人抬出去埋了。埋完回來，當天晚上也開始發燒。然後是她的孩子，然後是隔壁鄰居，然後是整條巷子。
等到哈爾濱的地方官知道這事的時候，傅家甸己經死了上百人。
官老爺姓於，是個同知，從北京調來沒兩年，沒見過這種陣仗。
他帶著幾個衙役去傅家甸看了看，還沒走進巷口，就看見地上躺著兩具屍體，蓋著破席子，蒼蠅嗡嗡的。十一月的東北，蒼蠅還沒凍死，圍著屍體打轉。
於同知捂著鼻子站了一會兒，轉身就走了。回到衙門，他給吉林巡撫寫了份稟帖，說哈爾濱發現瘟疫，請朝廷派郎中來。寫完覺得不妥，又加了一句：“疫情雖重，尚在可控之中。”
他沒說實話。因為他不知道實話怎麼寫。說死了幾百人？那朝廷問起來，他怎麼交代？說控制不住？那他這官還當不當？
所以他就寫了這麼一份不疼不癢的報告，往上頭一遞，算是交了差。
吉林巡撫看完報告，也沒太當回事。批了個“著即嚴密防控，勿使蔓延”，就扔一邊了。
十一月二十日，長春告急。
疫情沿著鐵路線，從哈爾濱往南推，到了長春。如果是古代，疫情的推進速度不會這麼快，可是隨著交通更加方便，疫情推進速度也更快！
此時長春比哈爾濱還亂。地方官跑了一半，剩下的躲在衙門裡不敢出來。老百姓開始逃難，拖家帶口往南走，往奉天走，往關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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