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八百米的兩個家，沒有我的歸處

我從小跟着外婆，爸媽在城裡打工，一年回來一次。外婆身體不好，我七歲就會蒸饅頭、換燈泡。他們每月往家寄五百塊，我記在小本子上，一筆沒落下。我給他們寫信，說家裡都好，不用惦記。高考完，我把錄取通知書複印了兩份，一份給爸，一份給媽。地址是我從舊信封上抄的，兩條街，隔了不到八百米。先到的是媽媽的店，亮着粉色的燈，她正給客人做指甲。“你來之前，怎麼不說一聲？”我說想給你個驚喜。她愣了一下，喊裡屋的人：“老周，倒杯水。”一個男人出來，後面跟着個五六歲的小姑娘，探出腦袋看我。後來我又走了五分鐘，到了爸爸的燒烤店。他正在給一個小男孩擦嘴。看見我，他把手裡的紙巾攥緊了：“你媽那邊......你去了嗎？”我說去過了。他沒再說話，只是往我碗里加了兩串肉。那天晚上我坐在回鎮上的末班車上，懷裡還揣着兩份通知書。街燈一盞一盞往後退。只是沒有一盞燈是留給我的。外婆說過，天下沒有不愛孩子的父母。我信了十八年，也該換個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