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部的電報是清晨到的。
“共軍已於昨日主動撤離遵義，向西轉移。著補充團即日進佔遵義，維持秩序，收容傷病，等待後續部隊。”
陳東征把電報看了一遍，摺好放進口袋裡。他站在團部門口，看著東邊的天空。太陽剛剛升起來，把遠處的山嶺染成了一片金紅色。士兵們正在收拾行裝，五天的休整讓大家都緩過來了，走路不再像前幾天那樣拖拖拉拉。
“傳令下去，”陳東征對王德福說，“半個時辰後出發。目標遵義。”
從團溪鎮到遵義只有三十里路，大路平坦。士兵們走得很快，有人開始唱歌，調子跑得厲害，但大家唱得高興。陳東征騎在馬上，走在隊伍中間，沒有說話。他低著頭，看著馬脖子上的鬃毛，一顛一顛的，像是在數自己的心跳。
走了大約兩個時辰，遵義的城牆出現在眼前。
城牆是石頭壘的，不算高，但很厚實。城門洞開著，吊橋已經放下來了。城牆上空無一人，只有幾面紅旗還插在垛口上，在風中獵獵作響。旗子已經很舊了，邊角都磨毛了，有的還破了洞，但顏色還是紅的，紅得像血。
陳東征勒住馬，看著那些旗子，看了很久。
“長官，”王德福策馬跟上來，“要不要讓人先把旗子取下來？”
“不急。”陳東征策馬往前走，馬蹄踩在吊橋的木板上，發出咚咚的聲音，在城門洞裡迴響。
遵義城比他們之前經過的任何城鎮都大。街道很寬，兩邊的店鋪也多，雖然大多還關著門，但看得出來平時是很熱鬧的。街上的石板路被掃得乾乾淨淨，一塊一塊的，像棋盤一樣整齊。街邊的牆上貼著紅軍的標語，一張挨一張的，有的已經被風吹得捲了邊，但字跡還是很清楚。“打土豪分田地”“紅軍萬歲”“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紅色的字，寫在黃色的紙上，在陽光下格外刺眼。
陳東征騎在馬上，一路看過去，心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這些標語他見過無數次了——在歷史書上，在紀錄片裡。但他從來沒有站在它們面前，伸手就能摸到。它們是真實的，是有人用毛筆一筆一畫寫出來的。寫這些字的人，現在應該已經走在西邊的路上了。
“團長，要不要把這些標語刮掉？”王德福的聲音從旁邊傳來。
陳東征沒有立刻回答。他看著牆上那張“紅軍萬歲”的標語，看了很久。紙已經泛黃了，邊角翹起來，被風吹得微微晃動。毛筆字寫得很工整，一筆一畫的。
“留著吧，”陳東征說，“讓人看看。”
王德福愣了一下，沒有再問。
隊伍繼續往前走。街道兩旁的房子都關著門，但窗簾後面有人在看，門縫裡有人在看。那些目光裡有害怕，有好奇，也有一種說不清的期待。陳東征知道他們在怕什麼。他想告訴他們不用擔心，但他什麼也沒說。因為他知道，說了也沒人會信。一個國民黨團長，在紅軍剛走的城裡，說“我不會動你們的東西”——換了誰都不會信。
部隊在城中心的廣場上停了下來。廣場不大，鋪著青石板，中間有一棵老槐樹，樹幹粗得兩個人抱不過來。廣場四周是縣衙。文廟和幾間大鋪子，是遵義城裡最氣派的建築。陳東征讓部隊在廣場上集合，宣佈了幾條紀律：不許擾民，不許拿老百姓的東西，不許進老百姓的家。趙猛把命令傳達下去，士兵們依次開出廣場，到指定的地點扎營。
陳東征一個人走到了城牆下面。
城牆不高，但很寬。石縫裡長著青苔和雜草。他沿著城牆走了一段，找了一個有臺階的地方爬上去。城牆上面很開闊，風很大，吹得他的軍裝獵獵作響。他走到垛口前面，往下面看——城裡的街道像棋盤一樣整齊，房子像積木一樣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遠處的山嶺一層一層的，延伸到看不見的地方。西邊的路就在那些山嶺之間，彎彎曲曲的，像一條被人扔在山上的繩子。
那些人已經從那條路上走了。他們在這座城裡待了十二天，開了會，休整了隊伍，補充了給養，然後繼續往西走了。他們走得很安靜，沒有燒，沒有搶，沒有殺人。就像他們來的時候一樣，只留下了牆上的標語和人們心裡的記憶。
陳東征站在垛口前面，看著西邊的山嶺，站了很久。風從西邊吹過來，涼颼颼的，帶著松針和泥土的氣息。他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他想起那些標語上的字——“紅軍萬歲”。他想起那些人，那些穿著灰色軍裝的人，那些疲憊的。飢餓的。傷痕累累的人。他們從江西走到這裡，走了上萬里路，死了幾萬人，還要繼續走。他們只知道一件事：往前走。走到天亮，走到天黑，走到山的那一邊。
而他，一個知道結局的人，只能站在這裡，看著他們走過的路，等著他們走遠。
“團長！”王德福的聲音從城牆下面傳上來，“你怎麼跑這兒來了？我找了你半天了。”
陳東征轉過身，往臺階那邊走。“走吧，下去。”
走到臺階口的時候，他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西邊的山嶺在陽光下泛著一層淡藍色的光，層層疊疊的，像一幅永遠看不完的畫。他轉回頭，走下臺階。
沈碧瑤是在廣場上找到他的。
她騎著馬，從街那頭過來，馬蹄踩在石板路上，發出清脆的嗒嗒聲。她的軍裝筆挺，領口扣得嚴嚴實實，頭髮一絲不苟地盤在軍帽下面。她騎在馬上，看著牆上的標語，看著緊閉的門窗，看著空蕩蕩的街道，臉上沒有表情，但眼睛裡有東西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