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漢生很快投入到辦報工作中。他在軍部大院東側的一間空房裡安了張桌子，桌上堆滿了稿紙、筆墨、剪刀、糨糊。窗戶朝南，光線好，他白天寫稿、改稿、排版，晚上校對、審稿，常常熬到半夜。王德福給他配了兩個幫手，一個是從師部調來的文書，字寫得好；一個是印刷廠來的學徒，會排版。林漢生手把手地教他們，從標題怎麼擬到版面怎麼分，從標點符號怎麼用到圖片怎麼配，講得很細。
《挺進報》第一期出來那天，林漢生親自抱著報紙送到各師。他走得很快，長衫的下襬在風中飄著，像一面旗。報紙發到連排，不識字計程車兵圍著識字的，聽他們念。唸到軍座訓話那段，沒人說話，都在聽。唸到英雄事蹟那段，有人攥緊了拳頭，有人低下頭，有人紅了眼眶。
沈碧瑤也拿了一份，從頭讀到尾。她讀完社論，又讀了一遍。那篇社論的標題是《我們為什麼站在這裡》。文章不長，千把字。開頭說：“我們站在這裡，不是因為喜歡打仗，是因為身後有我們的家，有我們的父母、妻子、孩子。”結尾說：“不退，就是勝利。不死，就是希望。”沒有大道理，沒有空話套話，讀起來像一個人在說話，不是在做報告。
沈碧瑤拿著報紙去找陳東征。“你看看這篇社論。”
陳東征接過來，看了一遍，放下。他沒有說什麼，但沈碧瑤注意到他的手指在紙頁上輕輕摩挲了一下，那是他在想事情時的習慣。
接下來的日子裡，沈碧瑤和林漢生接觸多了起來。軍部的報紙需要他審稿、定稿、簽發，林漢生每次把稿子送來，她都要看一遍。她不改內容，只改錯別字。林漢生的稿子錯別字很少，有時候從頭翻到尾，一個都找不到。
一天，沈碧瑤拿著新一期的樣稿走進陳東征的辦公室，把稿子放在他桌上。“這個林漢生，不簡單。”
陳東征抬起頭。“怎麼不簡單？”
“他對時局的看法，跟你有很多相似之處。”沈碧瑤在他對面坐下。
陳東征放下鉛筆。“比如？”
“比如他說——”沈碧瑤拿起樣稿，翻到社論那頁，唸了一段。“抗日不是靠一黨一派，要靠全民族。只有全民族聯合起來，才能把鬼子趕出去。這話你說過，他也說了。還有這一段——”她翻過一頁。“他說，軍隊不是哪個人的私產，是老百姓的軍隊。這話你也說過。”
陳東征沒有接話。他從沈碧瑤手裡拿過樣稿，看了那段文字，目光在字裡行間慢慢移動。那些句子平實流暢，像溪水一樣自然，讀起來毫無阻力，卻句句都能把人往另一條路上引。不是喊口號，是把一種想法、一種信念，用最通俗的話說給士兵聽。這種寫法——他太熟悉了。
他在心裡想：這個林漢生，恐怕不只是個文人。
他放下樣稿，從抽屜裡拿出林漢生的檔案，又看了一遍。履歷很簡單：浙江紹興人，三十一歲，曾在《大公報》任職，後在生活書店工作，抗戰後回浙江，在保安團做文宣。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沒有不良記錄，背景清白。檔案太白了，白得像一張剛洗過的床單，看不到任何褶皺，也就看不到任何可疑之處。
“你覺得他怎麼樣？”陳東征抬起頭，看著沈碧瑤。
沈碧瑤想了想。“有才華，有想法，做事認真。士兵喜歡看他的文章，說看得懂，聽得進。”
“你信任他？”
沈碧瑤愣了一下。“信任？談不上。才認識半個月，談不上信任。但他寫的文章，我信。不是信他這個人，是信他寫的那些道理——那些道理是對的。”
陳東征點了點頭，沒有說話。他站起來，走到窗前。院子裡，林漢生正蹲在槐樹下，和幾個士兵說話。他穿著一件舊軍裝，領口敞開著，袖口挽到胳膊肘。他蹲著的樣子不像文人，像一個在田邊歇腳的老農。他在說什麼，士兵們在聽。有人笑了，有人點頭，有人插嘴問了一句，他側過頭認真聽，等那人說完，才開始回答。
沈碧瑤走到他旁邊，也看著窗外。“你在擔心什麼？”
陳東征沉默了一下。“沒有。只是覺得，這個人——太合適了。合適得讓我不太放心。”他頓了一下。“我們這支隊伍，缺一個能替我們說話的人。他能說，會說，士兵愛聽。這是好事。”
“那你擔心什麼？”
陳東征沒有回答。他轉過身，走回桌前，把林漢生的檔案放進抽屜裡。他拿起筆，在稿紙上寫了幾行字，放下筆，把稿紙遞給沈碧瑤。
“下一期的社論，題目我己經想好了：《槍桿子和筆桿子》。你跟林漢生說，讓他按這個題目寫。告訴他——怎麼寫都行，但要寫出一個意思：筆桿子要幫槍桿子說話，槍桿子要保護筆桿子寫下去。”
沈碧瑤接過稿紙，看了看，收進口袋裡。
窗外的槐樹下，林漢生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他抬起頭，看到辦公室視窗站著的兩個人影，點了點頭，轉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冬日的陽光中拉得很長，瘦削而筆首，像一株被風吹不倒的竹子。
陳東征在窗前站了很久，看著那條漸漸消失的影子，目光一首沒有收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