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會說謊嗎？
當然會。
在拐賣案中更是如此，兒童失蹤時的看護人更是如此。
他們處於“我應當是一個盡責的看護人”的核心自我認知，與“因我的疏失導致孩子丟失”這一殘酷、劇烈的“暴風眼”中。
如果，在承受這種巨大的撕裂時還必須承擔家庭輿論的窒息、高壓環境下。
那麼謊言就不是一種主動的作惡，而是自動啟動的合理化防禦機制。
看護人需要講出一個故事，把“都是我的錯”，變成“那種情況換了誰都躲不過”。
這是崩潰邊緣的止痛藥。
哪怕是張駒的兒子張健，這個剛剛牙牙學語的幼童，都會在描述被打原因時找一個符合自我邏輯的理由。
我愛吃糖。
我被糖吸引。
我捱了打。
如果沒有補充張駒的視角，吳浩可能永遠都無法還原大集上打架的客觀事實真相。
程嘉逸的母親此刻顯得非常糾結，像是在做某些心理鬥爭。
“沒有真實的細節，會不會遺漏掉可能的目擊證人？”
吳浩言辭懇切地問道，他需要在立場上推對方一把，讓她有勇氣說真話。
“我是公安，我不會像你家裡人那樣去責怪你。”
“我的目的跟你一樣，是要找到程嘉逸，從這一點來講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之所以把你帶到這裡來，就是為了讓你暢所欲言，話出你嘴，入我耳，不會被其他人知曉。”
對方的目光從游移不定，漸漸垂了下來，她摳著手指甲，像是一個犯了錯的孩子。
“從出了家門他就讓我抱著，他都36斤了，我怎麼可能一首抱得動...”
“再說當時還是大夏天，他就跟個小火爐一樣，我倆都熱得一身汗...”
“進了商場我就哄他，讓媽媽歇一會兒。”
“逸逸就鬧個不停，我就買了根冰棒哄他，他吃了冰棒就不鬧了。”
“我就把他放到地上，讓他跟著我走...”
“結果我逛著逛著一回頭，他不見了。”
吳浩注意到，對方說到這時，情緒還沒有出現劇烈的起伏，這說明對方在剛發現與程嘉逸走散時，還不是特別慌張。
“我平時跟逸逸說過，如果找不到媽媽，就在原地站著，不要動，等我回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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