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初
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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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杜航站在“中航”公司的C-47運輸機艙門口，透過舷窗看著下面的山城。飛機正在下降，重慶在晨霧中漸漸清晰——那些層層疊疊的吊腳樓，那些窄而陡的石板路，那些從江邊一直蔓延到山頂的灰色屋頂。嘉陵江和長江在這裡交匯，渾黃和青綠的水流絞在一起，像兩條巨蛇在纏鬥。
從衢州到重慶，飛了整整一天，中途在桂林停了一次加油。勞森被送去了昆明的美軍醫院，迪恩和克萊弗隨行照顧。臨別的時候，勞森躺在擔架上，握住杜航的手，只說了一句：“華盛頓見。”杜航點了點頭。他們都知道，這次分別，也許就是永別。勞森的腿傷很重，醫生說要截肢。一個飛行員，沒有了腿——杜航不願意想下去。
飛機觸地，顛簸了一下，滑行了一段，停在了珊瑚壩機場的停機坪上。這是一座建在江心沙洲上的臨時機場，漲水的時候會被淹，枯水季節才露出水面。跑道是碎石鋪的，坑坑窪窪，飛機滑行的時候顛得人骨頭疼。
杜航拎著那個帆布揹包，從舷梯上走下來。腳踝已經好多了，走路不疼了，只是偶爾還會酸一下。五月的重慶已經熱了，陽光白晃晃的，曬得人頭昏。停機坪上站著幾排人，有穿軍裝的，有穿西裝的，還有扛著相機的記者。
一個穿美軍軍服的上校迎上來，和杜航握了握手。
“位元。杜少尉？歡迎來重慶。”
“謝謝，長官。”
上校領著他穿過停機坪，朝一輛黑色轎車走去。杜航走了幾步，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那架C-47.機身上塗著“中航”兩個大字，那是中國航空公司的標誌。這架飛機不是美軍的，是中國人的，是那些在駝峰航線上用命堆出來的空中橋樑的一部分。
他轉過身，鑽進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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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幾天，杜航被安排住在重慶市區的一棟小樓裡。樓不大，三層，灰磚牆，木樓梯，走上去咯吱咯吱地響。他的房間在二層，窗戶朝南，能看到長江。江面上船來船往，縴夫的號子聲從江邊傳上來，被風吹得斷斷續續。
每天都有客人來。
有人來採訪，有人來慰問，有人來送東西。香菸。茶葉。罐頭。甚至還有一瓶威士忌——那是從一個美軍軍官那裡轉送來的。杜航坐在房間裡，一遍一遍地接受採訪，一遍一遍地講述轟炸東京的過程。他的嗓子有些啞了，但每次都講得很仔細。凝固汽油彈怎麼燒的，火風暴什麼樣，東京北部變成了什麼樣子。
他講這些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很平靜。
但每次講到那些在火海里奔跑的人影，他的心裡就會有什麼東西揪一下，很輕，但很疼。
他想起阿克倫的工人們。麥凱，那個工會代表。科恩，那個化學講師。還有那個老頭，說“讓那些日本人嚐嚐被火燒的滋味”。他告訴他們，那些日本人嚐到了。但他們不知道，嚐到那個滋味的不只是日本的軍工廠，還有居民區，還有主婦和孩子。
杜航沒有說這些。
他只說了該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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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勳儀式在五月五日上午舉行。
地點是重慶國民政府的一間禮堂。不大，能坐兩百來人。牆上掛著青天白日旗和國民黨黨旗，正中懸掛著孫中山的遺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分列兩側。紅木椅子一排排擺好，中間留了一條過道，鋪著紅地毯。
杜航穿著一身嶄新的軍服，坐在第二排。軍服是昨晚後勤部門送來的，橄欖綠，肩章上鑲著少尉的銀槓，左胸口袋上方縫著投彈手的資格章。布料挺括，帶著新衣服特有的那種漿洗過的味道。
他有些不自在。
不是因為這身衣服太緊，而是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唯一該站在這裡的人。那些工人，那些農民，那個姓周的老村長，那些新四軍戰士——他們也應該在這裡。
但他們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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