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清晨五點四十五分的芝加哥。
埃裡克那封定時在六點發送的媒體監測簡報，此刻依然安靜地躺在伺服器的發件箱裡。它還要等十五分鐘才會被推送給競選總部的二十一個收件人。
但在這棟大樓的頂層，快速反應小組的主管大衛·普勞夫的手機，已經在五點二十分響過了。
電話是駐倫敦的一個外圍顧問打來的。對方沒有用內部系統，而是直接撥了普勞夫的私人號碼。
“看路透社和法新社的英文專線。”
對方語氣罕見的有些急促，“法國人瘋了。他們把昨晚的辯論和那篇該死的華爾街日報稿子綁在一起了。”
普勞夫在五分鐘內看完了助理緊急彙總過來的法國主流媒體晨報摘要，然後在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裡，把阿克塞爾羅德、吉布斯，以及幾位核心策略師全部拉進了緊急電話會議。
這是一場沒有預演、沒有議程、完全被大洋彼岸的通訊社稿件逼出來的定調會。
“情況就是你們看到的這樣。”
普勞夫的聲音在擴音裡顯得異常冷靜，沒有一絲剛被吵醒的沙啞，“法國人把一個商業傳聞升級成了國家攻擊。而且他們用的證據，是我們和對手昨晚在辯論臺上的兩句話。”
阿克塞爾羅德的聲音緊跟著響起：“我們不能等。等到九點鐘美國媒體全面醒來，我們就成了被追問的物件。我們必須在八點鐘之前，把我們的口徑釘死在所有新聞網的晨間節目裡。麥凱恩那邊反應一向慢，我們有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視窗來壟斷最初的敘事。”
“怎麼回？”
快速反應組的一名年輕主管插話道，“那篇華爾街日報的報道雖然沒點名，但指向性太強了。我們要不要直接發個宣告，強調奧巴馬參議員昨晚引用的只是一句廣泛流傳的話，不代表對那個人的任何背書？我們必須和那個可能被定性為操縱市場的人劃清界限。”
短暫的沉默。
“不行。”阿克塞爾羅德否決得乾脆利落。
“為什麼？我們如果不切割，就會被綁在那個投機者身上。”
“因為今天早上，是法國人在罵一個美國人。”
普勞夫接過了話頭，語氣裡有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直覺，“在這個早上，如果我們第一個跳出來和那個美國人劃清界限，那畫面是什麼？是法國人在指責，而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第一個選擇了躲避。麥凱恩會在中午的集會上把這做成一個三十秒的攻擊廣告，說我們在外國人面前拋棄同胞。”
“在選舉前四十天，我們不能表現出任何形式的退縮或怯懦。尤其不能向法國人低頭。”阿克塞爾羅德補充道。
“但我們也不能替那個人說話。”
年輕主管提醒道，“如果他真的是幕後黑手，我們在基本盤那邊就完了。我們的選民恨透了華爾街。”
“所以我們兩者都不做。”普勞夫說道，“我們換一個靶子。”
會議進入了核心的打磨階段。這就是奧巴馬競選機器相比於另一邊的優勢——他們擅長媒體。
“我們不討論那個美國人做的是對是錯。那不是總統候選人的工作。”阿克塞爾羅德開始佈置口徑，“我們只討論薩科齊。”
“第一點，反擊薩科齊的敘事核心。法國人說這是系統性攻擊，我們說這是他們自己的失敗。那些合約是誰賣出去的？是歐洲的銀行。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上裝滿了高槓杆的有毒資產，這完全是他們自己風險管理的崩潰，不要推給別人。”
“第二點，把這件事定性為商業問題，拒絕將其政治化。Walker先生，或者任何人的交易行為，是SEC或CFTC的管轄範圍。我們相信美國的監管機構會履行他們的職責。”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普勞夫停頓了一下，語氣加重了幾分。
“我們不接受一個外國領導人，來告訴美國人應該怎麼管理我們自己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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