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隨手拿出二百五十萬鎊現金，我假設是現金的長期資本，”他刻意重複了李樂剛才用的詞，“為什麼非要趟指南針這攤渾水？王錚的案子還沒結，盛鎔在國內......FSA的調查懸在頭頂，我們這個架子，說句難聽的，出師未捷身先死，現在接近是個負資產。”
“完全可以用更乾淨的方式，另起爐灶。註冊一個新的SPV，甚至首接成立一支新基金，以更低的成本、更乾淨的背景去投Permaseonomy。”
“只要條件足夠優厚，他們不會拒絕一個新的、沒有麻煩的投資方。在倫敦，最不缺的就是有錢的機構和想拿錢的公司。”
“所以，為什麼是指南針？”
韓遠征的目光緊緊鎖住李樂，“別告訴我是因為之前投的十萬鎊或者什麼朋友，資本市場，最不值錢的，就是人情。”
問題首白，卻是在這種情境下最合理、最該問的。
天上不會掉餡餅，尤其在這個信奉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的金融城裡。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對。”李樂迎著他的目光，向後靠了靠，微笑道，“另起爐灶.....聽起來是更乾淨。但更簡單？未必。”
“首先，就像我剛說的，是時間成本和隱性成本。註冊一個受FSA監管的私募基金，從架構設計、法律檔案、團隊組建、到最終拿到許可，哪怕一切順利，沒有小半年下不來。這期間市場會變，專案不會等。”
“Permasense的感測器網路、Autonomy的知識管理平臺，都是瞄準了當下快速演進的技術風口，視窗期不等人。等新基金搭起來，黃花菜可能都涼了半截。”
“其次，是資質和歷史的悖論。以及信任的折價、”
“信任的...折價？”韓遠征嘴裡重複著這個新的名詞，揣摩著。
李樂等了等，又繼續道，像是在陳述一個商業分析，“指南針現在是有麻煩，但它同時也擁有了一個剛剛經過FSA和蘇格蘭場高壓消毒的歷史。”
“盛鎔的問題被提前引爆，王錚的資金被隔離，這意味著潛在的、最致命的膿瘡己經被挑破。接下來，只要按照安德魯的方案，建立起透明、嚴謹、經得起審查的新流程，那麼對未來的投資人來說，一個經歷過如此風暴考驗而能重建的架構，其風險反而是相對清晰、可控的。”
“這比一個完全嶄新的、未經考驗的乾淨盤子，在某些特定投資者眼裡，可能更具吸引力。因為他們看到的不是麻煩，而是排雷證明和抗壓測試報告。”
“更重要的是，”李樂的聲音壓低了一些，帶著一種近乎冷酷的坦誠，“經過這次危機，剩下的這些人，對於規則和風險的認知，己經和以前不一樣了。”
韓遠征沉默著，消化著李樂的話。
這些理由，比之前那些“看重專案”“機會投資”更具體，也更真實。它承認了指南針的殘存價值，也點明瞭李樂方對效率和現成資源的考量，以及對殘餘價值的評估和利用。
但這些話，也像一把手術刀，精準而冰冷，剝開了事件浪漫化的外衣，露出了底下赤裸裸的資本算計和風險權衡。
韓遠征不得不承認，李樂說得有道理。時間視窗、信任成本、經驗溢價....這些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因素。
不是慈善，它只是在無數風險與收益的組合中，選擇那個在當時看來價效比最高的選項。
“所以，”韓遠征接話道，“這更像是一場.....基於殘餘價值的風險投資？用相對較低的成本，把一個現成的、有牌照、有初步專案渠道的殼，然後注入一個更具專業流程和新的資金，讓它起死回生？”
“可以這麼理解。”李樂點點頭，並不諱言，“但這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實驗性。”
“實驗性？”
“對。”李樂眼神里閃過一絲韓遠征有些熟悉的東西，那是一種帶著距離感的探究神色。
“我想近距離看看，一個身處跨國環境、遭遇了信任崩潰和制度性打擊的小型資本共同體，在獲得外部資源輸入和新的規則框架後，如何完成自我修復、權力重組和邊界再定義。這個過程本身，就很有觀察價值。”
話說得有些玄，但韓遠征聽懂了。李樂不僅僅是個潛在的拯救者，他還是那個在研究層面的博士生。指南針是他一個研究的樣本。
現實利益，加上一點冷峻的學術好奇。這個解釋，比純粹的“好心”或“友誼”，反而讓韓遠征覺得更可信，也更符合他對李樂這個複雜個體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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