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全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一會兒。
工地的打樁機咚咚咚地響著，震得話筒一顫一顫的。
他的聲音有些發抖，說祁常務，這錢——真能要回來？
祁同偉說能。周德全又說那通達貿易欠的又不是我一個人，還有好幾個包工頭呢。
祁同偉說一個一個來——你把你知道的其他包工頭的名字和欠款金額報給勞動監察大隊，一起走程式。
電話那頭又沉默了片刻，然後周德全的聲音忽然變了——不是哭，是那種壓了很多年終於壓不住了的顫——“祁常務，我二叔周德福當年要是能遇見你們這樣的人，也許就不會死了。”
祁同偉握著話筒沒有接話。
窗外的雨還在下，打在玻璃上，模糊了外面那棵法桐的輪廓。
法桐的葉子在雨裡搖搖晃晃的，有幾片被打落在窗臺上，溼漉漉地貼在那裡。
他說周德全，你二叔的墳在石橋頭村，趙曉光每年清明都去燒紙，碑是新立的，今年清明你要是能回去，替督查組在武小光的碑前放幾顆核桃。周德全說好。
掛了電話，祁同偉站在窗前看雨。
侯亮平推門進來，手裡拿著一份剛打印出來的材料，臉上的表情有些微妙。
祁同偉問他怎麼了。
侯亮平把材料放在桌上，說這是某某某在留置期間寫的交代材料——不是辦案人員要求的，是他主動寫的。
寫了厚厚一沓，從當年高育良怎麼提拔他說起，一直寫到最近一次跟顧某在交通廳辦公室密談怎麼銷燬證據。
“他說他這輩子最後悔的事——不是收了錢，不是判錯了案，是辜負了高育良。他說高育良當年在政法系教書的時候，教他們‘法不能向不法讓步’。
後來他到省高院當了副院長，高育良在政法委當副書記，有一次開會碰見，高育良問他——‘你判的那個高速公路徵地拆遷的案子，你自己覺得公允嗎。’他說公允。高育良看了他一眼就走了。他說那個眼神他記了很多年。”
祁同偉坐下來，把某某某的交代材料一頁一頁翻了一遍。翻到某一頁停住了。
那一頁上某某某寫了這麼一段話——
“我對不起高育良。他在位的時候我沒聽他的，他出事的時候我在旁邊冷眼旁觀，覺得他是站錯了隊才落馬的。
現在輪到我落馬了——我才明白，不是站隊的問題。
是做人的問題。
他在政法系教的那些東西，我全忘了。
他沒教的，我自己學壞了。他在監獄裡給督查組提供線索，我在外面還在想怎麼銷燬證據。他比我強——不是強在知識，是強在他知道自己錯在哪裡，而我不知道。”
祁同偉把這份材料放在桌上，沉默了一會兒。
窗外的雨小了一些，雨聲從嘩啦嘩啦變成了沙沙沙沙。
他抬頭看著侯亮平說這份交代材料留一份在督查組檔案，原件按程式移交。
但最後那段話影印一份，寄給高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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