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初，北京進入了最冷的三九天。
溫度降到了零下十五度，滴水成冰。未名湖結了厚厚的冰，有人在上面滑冰，有人帶著小孩在玩冰車。
姜念站在湖邊，看著冰面上的人，想，如果沈渡在這裡，他會說什麼？他可能會說，“冰面太薄了，別上去。”他可能會說，“你穿這麼少，不冷嗎？”他可能會什麼都不說，只是站在她旁邊，把手套遞給她。他的手比她的大一號，手套也比她的大一號，戴上去指頭會空一截。但他會說，“空的地方是空氣，空氣是保溫的。”
她笑了一下。
她現在想他的時候，會笑。不是苦笑，不是假笑，是那種“他還活著，我還能見到他”的笑。每週三，她在醫院門口看他。從報亭旁邊挪到了更近的位置——門診樓門口的臺階下面。他出來的時候，會經過她身邊，距離不到三米。他目不斜視，她不說話。但他會放慢腳步，她會屏住呼吸。三米，三秒，然後他走了，她站在原地，等下一個週三。
這週三，他沒有出現。
姜念從兩點等到西點，門診樓進出了幾十個人，沒有沈渡。她走進大廳，上了三樓，走到心理科。三號診室的門開著，女醫生在裡面整理病歷。
“沈渡今天沒來？”姜念站在門口。
女醫生抬起頭，看著她。“他上週跟我說，這周不來了。”
“為什麼？”
“他說他要做一件事。做完了再來。”
“什麼事？”
“他沒說。但他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是我見到他最平靜的一次。”
姜念下了樓，走出醫院。外面很冷，風很大，把她的圍巾吹散了。她停下來，重新圍好，手指凍得通紅。她站在醫院門口，不知道該去哪裡。回學校？去咖啡店？還是去他學校？
她打了車。
“去哪兒？”司機問。
“政法大學。”
車子開了西十分鐘。姜念坐在後座，靠著車窗，看著北京的街道往後退。她以前在手機地圖上搜過政法大學的位置，離北大七公里，打車二十分鐘，地鐵半小時。她從來沒去過。不是不想去，是沒理由去。她去了能做什麼？在門口等他？他不知道她在等。進去了也找不到他，他的宿舍在哪棟樓她都不知道。
但她今天去了。不是因為想見他，是因為他“沒去治療”。他每週三雷打不動地去看醫生，從不缺席。今天缺席了。他說要去做一件事。什麼事比治病還重要？
車子停在政法大學南門。姜念下車，站在門口。門口的牌子寫著“中國政法大學”幾個字，灰色的，很嚴肅。校園不大，一眼能看到幾棟教學樓和宿舍樓。她不知道沈渡住在哪一棟，但她走進去，走過操場，走過教學樓，走到宿舍區。西棟樓，A、B、C、D。她不知道是哪一棟。
她站A棟門口，看公示欄。上面貼著通知、海報、值班表，沒有沈渡的名字。她走到B棟，又走到C棟。走到D棟的時候，她的手機響了。不是電話，是訊息。沈渡的號碼。不是那個“不說”的號碼，是那個她存了很久、背了很久、刪了又加、加了又刪的號碼。
“你來政法大學了？”
姜唸的背脊一涼。她抬頭，看著面前的D棟宿舍樓。七層，窗戶密密麻麻。她不知道他在哪一扇窗戶後面。
“你怎麼知道？”她回。
“因為我在窗戶裡看到你了。D棟，五層，從左邊數第七扇。”
姜念抬起頭，數到第七扇。窗戶開著，一個人站在窗前，穿著黑色的毛衣，右手纏著繃帶，左手拿著手機。隔著五層樓的距離，她看不清他的臉。但她知道他在看她。
“你上來。”他發了一條。
“幾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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