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日凌晨，保密局南京站。方若愚坐在辦公桌前，手裡握著話筒。窗外中山橋方向傳來密集的槍聲，解放軍突擊部隊正在向城內推進，火光在黎明前的夜空此起彼伏，把枇杷樹的影子投在窗簾上，枝葉搖晃，像無數只正在揮動的手。辦公室裡只亮著一盞檯燈，光暈照在桌面上那份剛起草完畢的焚城計劃執行令上——下關電廠、自來水廠、中山橋、挹江門軍火庫，全部標上了紅色圓圈，每一個圓圈旁邊都註明了起爆時間和炸藥當量。他用紅筆在最後一頁簽了自己的名字，筆跡和過去二十多年裡簽過的每一份檔案一樣工整。
電話線裡只有沙沙的電流聲。他剛才撥了三次爆破指揮部的號碼，每一次都是忙音。王克勤最後一次和他通話是在一個多鐘頭以前，說江防巡邏艇在江心截住了一艘共黨的偵察船，船上的人拒不投降，交火後船沉了，但船上沒有找到任何檔案。方若愚當時就知道那不是偵察船，那是一艘故意暴露的誘餌船，船上的人用命換了他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江面上的那幾十分鐘。那幾十分鐘裡，共軍的先頭部隊己經從挹江門側翼的薄弱段無聲地渡過了長江。
他把話筒放回電話機上，站起來走到窗前。枇杷樹的葉子在晨風裡輕輕搖晃，方太太蹲在樹下鬆土的身影己經不在了——她昨天傍晚被軍管會的人帶走，走的時候穿著那件蟹殼青素面旗袍，襟口彆著白絨花，什麼也沒帶，只帶走了那張方素徽在胭脂巷地板下藏了二十多年的姐妹合影。帶走她的人裡面有一個是顧明舟。顧明舟昨晚趁夜色潛入城內，和啞巴傭人接上頭後第一件事就是去方公館後門接方太太。方太太打開後門時沒有哭，只是把一盆梔子花遞給啞巴傭人讓他幫忙帶到雨花臺去，說素徽的墳前今年還沒有開花。
方若愚收回目光。桌上那隻茶杯裡的龍井早己涼透了，茶葉是方太太親手炒的，她每年春天炒新茶，炒好了裝進青瓷茶葉罐裡，放在碗櫃最高處。他不知道她什麼時候開始在茶葉罐底刻字——用一根繡花針，把保險櫃密碼、城防圖編號、焚城計劃的會議日期一筆一畫刻在釉面上，每次刻完都用溼布擦乾淨，不留痕跡。他從來沒有翻過那隻茶葉罐。二十三年了，他每天早上喝她泡的茶，從來沒有問過茶葉是從哪裡買的。
走廊裡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周副官推門進來，臉色蒼白，軍裝的領口敞開著，額頭上全是汗。“站長，中山橋正面守不住了！共軍主力己經突破挹江門，正沿中山大道向新街口推進，先頭部隊過了鼓樓，離保密局大樓不到兩里路。爆破指揮部電話還是打不通——下關電廠和自來水廠都沒有回應，派去中山橋的工兵隊回來的人說橋下泊著好幾條棉紗船，橋墩被船工用溼棉被蓋住了，工兵排長被繳了械。”
方若愚沒有回答。他走回桌前拿起那份簽過字的執行令遞給周副官。“立刻送到爆破指揮部。所有起爆點按原計劃執行，五時整準時起爆。指揮部電話打不通就派人親自去——下關電廠、自來水廠、中山橋、挹江門軍火庫，一個也不許漏。”
周副官接過命令，站在原地沒有動。“站長，您家裡——”
“我知道了。”方若愚打斷他的話，聲音很平，像在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他把白衍之那份調查報告從保險櫃裡取出來放在桌上，翻到末頁，白衍之最後的手寫字在臺燈光下清晰可辨——經手人疑為聯勤總部汪維恆，建議立即傳訊沈若蘭。這份報告他在保險櫃裡鎖了好幾年，白衍之死前沒有寫完，白露替她哥哥寫完了。白露此刻正被關在保密局看守所裡，備份機房裡的短波電臺己經沉寂，她發完最後一組確認碼後關掉了發射開關，把電報紙嚼碎嚥下，真空管的燈絲暗下去，耳機放在桌上。她在控制檯前重新坐下來，背對著門口，像過去無數次值夜班時一樣平靜。
“讓王處長把白露的審訊記錄送到我這裡來。我親自審。”方若愚把白衍之的報告放回保險櫃，關上櫃門。
周副官應聲退出，腳步聲在走廊裡漸漸遠去。方若愚一個人在辦公室裡站了片刻，然後走到窗前，把窗戶推開一道縫。晨風灌進來，帶著硝煙和塵土的氣息，遠處鼓樓方向的槍聲越來越近。解放軍正在沿中山大道向新街口推進，先頭部隊己經過了鼓樓，離保密局大樓不到兩里路。他整了整中山裝的領口，把桌上那份焚城計劃執行令的存根摺好放進口袋，然後按鈴叫來值夜的勤務兵，讓他去把白露從看守所提到自己辦公室。勤務兵應聲跑出，走廊裡傳來他急促的腳步回聲。方若愚重新坐回辦公桌前，從抽屜裡取出那支紅筆放在桌上，然後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等著白露被帶來。窗外枇杷樹的葉子在晨風裡沙沙作響，天色正在一點一點亮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