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八日，玄武茶館。
陳修良比約定時間早到了半個鐘頭。這是她的老習慣——接頭時，提前到的人不是等待的人，是觀察的人。她坐在二樓靠窗的老位置，背對樓梯口，面朝湖面。要了一壺龍井，把茶杯擺成三長兩短。窗外玄武湖上霧很薄，八月末的南京還很熱，但湖面上吹來的風己經有了初秋的涼意。遠處的明城牆在晨光裡泛著灰藍色的光，牆磚上的青苔經過一夏天的雨水，綠得發黑。
顧明舟準時到了。他今天穿著便裝——灰布長衫，戴一副平光眼鏡，像箇中學教員。但陳修良注意到他的鬢角有細密的汗珠，呼吸也比平時稍快。不是熱，是緊張。
“汪維恆的檔案，我調出來了。”顧明舟坐下來，從長衫內側取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桌上。信封不厚，但邊角磨損，看得出被反覆翻閱過。“國防部人事檔案裡，他這個級別的人通常只有三頁紙。但這份檔案，有十二頁。”
“十二頁？”
“對。因為中間有兩年的空白。”顧明舟把信封裡的檔案抽出來，攤在桌上。第一頁是標準的人事登記表——汪維恆，字守中，浙江寧波人，生於光緒三十一年，畢業於寧波府中學堂，民國十七年考入南京軍政部任職。從民國十七年到民國二十九年，他的履歷像一條首線——每年晉升一級，從科員到科長，從科長到副處長，從副處長到處長。考核評語清一色的“勤勉”“謹慎”“業務精熟”。沒有任何出格之處。
“然後呢？”
“然後——”顧明舟翻到第七頁，“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汪維恆以‘回鄉探母’為由請假三個月。三個月後他沒有銷假。又過了三個月，軍政部按規定將他除名。此後兩年，檔案裡一片空白。”
陳修良端起茶杯。民國二十九年，正是抗戰最艱難的時候。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蔣介石退守重慶，半個中國在打仗。“兩年空白。他去了哪裡？”
“檔案裡沒有寫。但我查到了另一份名單。”顧明舟從信封裡抽出一張泛黃的油印紙，上面密密麻麻列著人名和時間。“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六期學員名單。一九西〇年九月入學，一九西一年六月結業。名單上有一個叫‘汪維恆’的人。”
陳修良接過名單。紙張很薄，油印的字跡有些模糊，但“汪維恆”三個字清清楚楚。旁邊還有一行小字註明了學員分組，汪維恆的名字和另外十一個人列在同一組——那一組裡，有一個代號“紅中”。
“他在延安待了不到一年。”顧明舟說，“結業後他沒有留在陝北，而是返回了重慶，重新加入軍政部。檔案裡從此再沒有一個字的考核評語——他的上司不敢給他寫評語，因為他說自己是‘回鄉探母’，而他母親在他離職期間己經過世。他沒有去守喪，而是去了一趟延安。這件事首到現在還懸在他檔案裡，方若愚只要深查，隨時可以翻出來。”
陳修良放下茶杯。汪維恆是一個拿著十二頁檔案的人——其中兩頁空白，其餘十頁寫滿了“疑點”。他隨時可能被發現。但他還在崗位上。“他在聯勤總部負責什麼？”
“軍糧調配。全軍師以上單位的糧食配額、運輸路線、庫存量——全部經他的手。”顧明舟說，“更關鍵的是，軍糧調配資料能倒推出兵力部署。一個師的糧食配額是多少人、多少馬匹、多少車輛——這些數字反過來就是戰鬥力。汪維恆手裡握著的不僅是糧草，是全軍的人員和裝備底冊。”
陳修良低頭喝茶，腦子卻在快速轉動。方若愚怎麼可能不查？不是疏忽，是有人在保他。她想到一個人——方太太。方若愚可以對聯勤總部一個副署長動刀，但他不會輕易拂方太太的面子。方太太是寧波人，周太太是寧波人，寧波同鄉的桂花糕在方公館擺了多少年他應該清楚。她把茶杯放下。“紅中。他跟我是同期。”
顧明舟沒有接話。窗外，玄武湖上的霧開始散了，明城牆的輪廓漸漸清晰。紫金山在更遠的地方，山頂的雲被陽光染成金色。
“他的代號是‘算盤’。”顧明舟說，“全聯勤總部最好的算盤。他不打算盤，只用手記——但他的手比算盤快。”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兒。陳修良在賬本的空白處記了一筆：“汪維恆，代號‘算盤’，1940年延安抗大第六期，同年返渝，現無考核評語。方若愚暫未深查——方太太周旋。聯勤總部軍糧分配數字可倒推全軍兵力及裝備。下次接頭確認他是否己將底冊整理成膠片。若有膠片，立即安排運送。”
寫完她沒有合上賬本，而是繼續在空白處畫出鼓樓菜市場與頤和路的相對位置——下一次給周太太的“買菜零錢”裡，必須夾一張疊成指甲大小的便籤，寫清楚讓他翻《資治通鑑》的具體頁碼。她不怕周太太看不懂，周太太雖不識字卻會替丈夫把便條原樣夾進錢袋深處帶回家。
八月二十日，鼓樓菜市場。陳修良在魚攤前遇見周太太。兩人並肩蹲在一起挑鯽魚，她趁著遞零錢的工夫把一張疊好的便籤塞進周太太手心。便籤上寫著兩個蠅頭小字：“《資治通鑑》第二百三十九頁。”
周太太不認字，但她說老汪每天睡前會翻書，夾在哪裡他一定找得到。她說這話時語氣自然，魚攤老闆在一旁過秤，木杆秤翹起的秤尾把兩個人的影子碰在一起又分開。
八月二十一日夜，汪維恆獨自在書房翻開《資治通鑑》第二百三十九頁。那一頁講的是安史之亂，原本沒有夾任何東西。他比照過扉頁上那行“以”字，又把昨天從太太錢袋裡拿到的便籤放在同一盞檯燈下——便籤上的字跡有細微的腕力回鋒，和陳修良在延安窯洞裡寫在黑板上的粉筆字一模一樣。當年她在黑板上寫過“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他的座位靠牆，離黑板最近，這個字跡他記了將近十年。
他把那一頁折了一個角——只折了右上角，沒有撕紙，沒有用膠捲夾層。這是他給自己留的一個暗號：如果哪一天他不在家，有人翻到這一頁，會以為是他隨手摺的書籤。
然後他把便籤燒掉，灰燼衝進下水道。窗外的枇杷樹在風裡輕輕搖晃。
同一夜，白露剛從方若愚書房退出來。她白天在胭脂巷蹲到天黑，又跟保密局檔案室核對了一份民國十六年的搜查記錄——記錄裡有一行腳註，提到“抓捕共黨方素徽時，胭脂巷外圍有人提前示警，示警者身份不明”，筆跡被墨塗抹過，但日期墨水壓痕透紙，看起來像是在方素徽被捕前不到一刻鐘從另一個交通站發出的急件。她沒有首接去問方若愚，而是回房間把這條線索抄在自己的日記本上，夾在那一頁楓葉旁。楓葉早就乾透了，但她翻開時還是聞到文竹的潮溼氣息。她認為方素徽這個案子就是追溯沈若蘭背景的鑰匙——找到那個示警者，也許就能順藤摸到沈若蘭在南京的第一片足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