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軍管會臨時看守所。白露被關在一間單人監室裡，窗戶外面是一個長滿青苔的小天井，陽光從高處的鐵欄杆縫隙裡漏下來，在灰磚地面上投下幾道細長的光斑。她己經在這裡待了整整兩天。兩天前，方若愚在辦公室被解放軍帶走之前，對周副官說了那句“把白露帶下去，不要再審了”。她被帶回看守所時天己經亮了，走廊裡滿地都是碎紙和被踩爛的檔案夾，電訊處的同事們早己作鳥獸散，只有備份機房角落裡那臺碎紙機還在嗡嗡地轉。她把老邱留給她的最後一盒真空管帶進了監室，用油紙裹了一層又一層，放在枕頭旁邊。看守所的人以為那只是幾顆舊電子管——一個坐牢的女特工隨身帶著幾顆舊電子管，大概是念想，沒人多問。他們不知道那幾顆真空管曾經是胭脂巷和米倉所有電臺上最關鍵的零件，老邱在重慶寄出這盒真空管時，在紙盒底部用仿宋體寫了一行字：“三兆赫以下頻段干擾源過多，建議不作為日常巡查重點。”她用這行字替趙明的紅中一號擋掉了無數輪偵測車的掃描。
監室的門被推開時，白露正坐在床沿上，把那盒真空管放在膝頭，用手指反覆摩挲著油紙的邊緣。她抬起頭，看見陳修良站在門口，穿著一身灰布軍裝，腰間扎著皮帶，軍帽下露出齊耳短髮。來南京三年，白露見過陳修良穿過無數種旗袍——藏青素面的、月白繡暗紋的、灰撲撲假裝買菜穿的——但這是她第一次見她穿軍裝。軍裝有些寬大，袖口挽了兩道，但穿在她身上依然挺拔利落。軍帽下那雙眼睛還是和牌桌上一樣平靜，平靜得像一潭深水，看不見底，卻讓人安心。
陳修良走進監室，在白露旁邊坐下來。看守所的人從外面把門虛掩上，走廊裡傳來巡邏衛兵皮靴踩在石板地上的聲響，漸漸遠去。她從手包裡取出一份檔案攤開放在兩人之間，檔案封面上蓋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的紅印，內頁密密麻麻列印著審查結論。白露低下頭逐行看過去，每一行字都像一顆石頭落進深潭——原保密局電訊監察科代理科長白露，原名白薇，浙江奉化人，民國二十九年加入軍統，歷任南京站機要秘書、電訊監察科代理科長。經查，該員於民國三十五年起秘密接受中共南京地下黨委策反，代號“白薇”，為地下黨提供了保密局巡查路線、偵測車定位演算法引數、電訊處內部通訊頻段等核心情報，在汪維恆撤離、俞渤起義、重慶號起義、城防工事圖獲取、阻止焚城計劃等關鍵行動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軍管會己經審查完畢。你作為保密局電訊監察科代理科長的身份己經登出，作為我方潛伏人員的身份正式確認。這份審查結論即日起生效。”陳修良從手包裡取出另一份檔案遞給她——那是一張調動通知，上面寫著“茲調白薇同志即日起任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電訊處技術科副科長”。上海市軍管會，電訊處，技術科副科長。白露接過調動通知看著上面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然後抬起頭問了一句：“方太太還好嗎。”
陳修良告訴她，方若愚被捕後軍管會己經解除了對方太太的臨時羈押，顧明舟把她接回方公館，她現在仍住在那棟房子裡，後院枇杷樹還在，梔子花也還在。白露輕輕點了點頭，她記得自己離開方公館來備份機房的那個晚上，方太太把一盆梔子花放在她房間窗臺上，說“備份機房冷，帶盆花去暖一暖”。她沒有帶走那盆梔子花——備份機房裡不能放花，她只在抽屜深處壓了一張方太太在後院給梔子花澆水的照片，照片邊緣己經起了毛邊。
她低頭想了一會兒，重新抬起頭時聲音平穩而堅定：“我想繼續做電訊工作。我在保密局電訊處做了兩年多的代理科長，熟悉國民黨電訊系統的全部頻率、密碼和通訊流程。上海解放後，國民黨在那邊殘留的潛伏電臺比南京更多，我可以協助軍管會排查這些潛伏電臺。我還可以把老邱留給我的那套頻率分析軟體原始碼移交出來——這套軟體能自動比對不同訊號源的頻段特徵和零件規格，排查效率比人工監聽高得多。”
陳修良握住她的手，將那張調動通知鄭重地放在她手心裡。“白薇同志。你的代號‘白薇’，從今天起正式列入華東局電訊處技術科編制。你哥哥白衍之，死於一九三九年上海，時年二十一歲。他是軍統的人，但他查清了汪維恆的關聯線索——他死前沒有寫完的那份報告，你替他寫完了。他沒有做完的事，你替他做完了。”
白露沉默了很久，手指在調動通知上自己名字的墨跡上輕輕摩挲著。窗外的陽光從天井上方緩緩移過來，落在她膝頭那盒用油紙裹好的真空管上，她忽然想起多年前在上海法租界那個深夜，哥哥背對著她坐在打字機前，一邊敲報告一邊頭也不回地說“白薇，你以後要是進了電訊處，記得把頻率調偏半兆赫——偏半兆赫，偵測車就掃不到你”。她當時聽不懂，只是在旁邊幫他整理打字紙。後來她進了保密局電訊處，果然把頻率調偏了半兆赫，用哥哥教她的方法替地下黨擋掉了無數次定位掃描。白衍之大概從來沒想過妹妹會用他教的方法去幫殺掉他的人——白薇幫的不是殺他的人，她幫的是讓白衍之死前沒寫完的那份報告終於有了結尾的人。
“我想去雨花臺看看我哥。”白露忽然說。陳修良看著她，告訴她白衍之的骨灰不在雨花臺，他是軍統的人，當年犧牲在上海法租界，骨灰由軍統收斂後送回奉化老家安葬。雨花臺安葬的是在南京犧牲的革命烈士。
白露低下頭把那盒真空管重新裹了裹油紙。“我知道。但他是死在抗戰時期的上海。軍統的人也好，共黨的人也好，只要是為抗日死的——雨花臺應該有一塊地方，讓他站一站。”這句話她說得很輕，像是在替二十三歲就死在異鄉的哥哥向這座他從未親眼見過解放的城市要一塊可以落腳的地方。陳修良沉默片刻，認真地點了點頭：“等雨花臺烈士陵園擴建的時候，我替你向組織申請——給所有在抗戰中犧牲的無名者留一面牆。”
白露站起來，把那盒真空管放進制服口袋，又彎腰把床鋪上的被褥疊得整整齊齊，然後跟著陳修良走出監室。走廊盡頭，天井裡的陽光正從鐵欄杆縫隙裡傾瀉而下，照在石板地上，把她走在前面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她跨出看守所大門時眯起眼睛看著天空——這是解放後她第一次站在沒有鐵欄杆遮擋的陽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