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日，方公館後院。枇杷樹的葉子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油亮亮的深綠色，今年夏天雨水足，樹冠比往年更濃密，像一把撐開的巨傘遮住了半個院子。白露從軍管會臨時看守所出來後，在方公館住了三天。這三天裡她把自己在電訊處經手的所有檔案逐一整理歸檔，用正楷在每一份卷宗封面寫上移交說明——哪些是巡查日誌，哪些是頻率校準記錄，哪些是技術科送來的偵測車紙帶資料。老邱的徒弟小何接手了電訊處的善後工作，白露把老邱留下的那套頻率分析軟體原始碼磁碟交給他時，他站在機房門口立正敬了一個軍禮，嘴唇動了動，還是沒有出聲。白露拍了拍他的肩膀，說以後遇到三兆赫以下的雜波訊號，記得先查是不是工業裝置干擾，不要急著上報。小何用力點了點頭。
今天是她在南京的最後一天。明天一早，她就要乘軍管會的交通車去上海報到。方太太從屋裡端出一壺新沏的龍井和兩隻茶杯放在石桌上，又從廚房裡拿出一碟桂花糕——這是她今天早上去鼓樓菜市場買的，賣桂花糕的老頭還在老地方，鐵爐子換了個新的，桂花還是去年秋天的幹桂花，蒸出來的糕還是那個味道。方太太把桂花糕放在石桌上，又進屋去搬那盆文竹。
白露站在枇杷樹下，仰頭看著樹冠深處藏著的青果子——枇杷還沒熟，要等到七八月份才泛黃。她在這棵樹下站了將近十年，從剛來方公館時一個二十出頭、滿心只想著替哥哥報仇的年輕姑娘，站到如今三十出頭、頭髮裡己經有了幾根白絲。這棵樹春天抽新芽，夏天結果子，秋天落葉，冬天裹草繩，年年如此。方太太每年冬天都給這棵樹裹草繩，一圈一圈纏得嚴嚴實實，開春再一圈一圈解下來。白露以前問她為什麼這麼麻煩，方太太說這棵樹是她嫁給方若愚那年種的，樹坑裡的土是方素徽從胭脂巷搬來的那盆梔子花換盆時剩下的——妹妹的土，姐姐的樹，二十三年結滿了果子。
方太太從屋裡端出那盆文竹。文竹在窗臺上養了這麼多年，細碎的綠葉鋪成一片小小的雲，藤蔓沿著窗框爬上去，己經觸到了屋簷。她把這盆文竹放在石桌上，說我年歲大了，怕養不好它，你帶去上海吧。白露低頭看著文竹，伸手輕輕撥了撥葉尖——她剛從重慶來南京時，在花市上挑了這盆文竹，那時候它只有巴掌大，賣花的老頭說文竹不好養，怕冷怕旱怕水多，她說沒關係，她哥以前在信裡說過，文竹其實最耐活——根扎穩了，怎麼都能活。現在這盆文竹的根己經扎得很深了，換了個盆還能繼續長。
陳修良從手包裡取出那把勃朗寧M1906。槍身己經擦得鋥亮，烤藍底下銀灰色的金屬底子完好如初——這把槍是白衍之的遺物，白衍之死後由軍統收斂遺物時交給方若愚，方若愚轉交給白露保管，白露在決定歸隊那天把它交給陳修良代為保管。現在陳修良把它還給白露。白露接過槍，翻過槍身在握把底部看到那行刻得很淺但很工整的小字——白衍之，民國二十七年。她的手指在那行字上輕輕摩挲著，槍身冰涼而光滑，和白衍之最後一次離家時握過她手心的溫度一樣冷。那年她才十幾歲，哥哥從奉化老家回重慶，臨走前把一把備用槍鑰塞進她手裡，說自己要是回不來，這把槍鑰替他收著。她收了這麼多年，把槍鑰和日記放在同一個抽屜裡，每個月擦一次灰。後來她把槍鑰給了陳修良，陳修良把它和方素徽的《紅樓夢》、顧明舟的證章放在同一個鐵盒裡。現在槍鑰己經和槍身合為一體——她再也不用把它們分開了。
“我哥死的時候我剛從重慶女子師範畢業。軍統的人來學校找我，說我哥殉國了，讓我去奉化老家參加葬禮。我到奉化時他己經被燒成骨灰了，裝在青花瓷壇裡，罈子上貼著封條，封條上寫著他的代號。我想開啟罈子看一眼，軍統的人不讓，說骨灰要儘快入土。我在祠堂裡跪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們把罈子埋進白家祖墳。從頭到尾我沒有看見他的臉。後來我進軍統，不是為了報效黨國，是為了查清楚是誰殺了他。方若愚把我從重慶調到南京，安排在他太太身邊做貼身秘書，實際上是讓我盯住她——她是方素徽的姐姐，他不放心。我盯了七年，結果我替她瞞了三年多，替我哥瞞了五年多。方若愚大概到昨天才知道——他親手調來的這個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替他做事。”白露把手伸進懷裡，碰到了貼身口袋裡那張泛黃的照片，照片上白衍之穿著軍裝站在一棵枇杷樹下，背後是奉化老家的院子。
陳修良對她說，你是替你哥還了一筆他根本不知道的債。白露把槍收進懷裡，彎腰端起石桌上那盆文竹抱在胸前，文竹的細碎葉片輕輕掃過她的下頜。她對方太太說，太太，這盆文竹我帶到上海去——等以後你來看我，我再分一株給你。方太太點點頭，站起來走到枇杷樹下，伸手摸了摸樹皮。然後她轉過身看著白露，說素徽以前說過一句話——這世上有的人壞是壞在骨子裡，有的人是命裡被碾碎了又拼起來，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己經全是裂縫。這話白露在很多年前就聽方太太說過一遍，當時說的是謝維楨。現在她忽然明白這句話大概不是隻說給謝維楨一個人聽的，它也是說給方太太自己聽的，說給陳修良聽的，說給所有在這座城市裡碎了又拼起來的人聽的。
她抱著文竹朝方太太微微鞠了一躬，然後轉身跟著陳修良走出方公館後門。巷口停著軍管會的吉普車，車門敞著，老方蹲在牆根抽旱菸，看見白露出來，把旱菸袋往鞋底磕了磕，說白小姐，去上海好好幹，以後回來記得來鼓樓菜市場喝碗熱豆漿，豆腐老丁的攤子還在老地方。白露點點頭上了車，把文竹放在膝蓋上，用一隻手護著盆沿。吉普車發動引擎，沿著頤和路朝中山門方向駛去。車窗外梧桐樹影一盞接一盞往後退——這些梧桐她看了將近十年，春夏秋冬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清晰過。
她回過頭從後車窗望出去。方太太站在方公館後門口，身後是那棵枇杷樹，樹上青果還未轉黃。她的藏青色素面旗袍在夏日午後的微風裡輕輕擺動，襟口那朵白絨花依然別得端正。白露忽然想起多年前她剛到方公館的第一個晚上，方太太也是穿著這件旗袍，站在留聲機旁邊放了一張唱片，說這是素徽留下的唯一一張唱片，肖邦的夜曲。她當時聽著那首曲子，只覺得這個站長夫人和傳聞中不一樣——傳聞中方若愚的太太是一個從不問丈夫公務、每天只會在後院種花養草的官太太。後來她才知道，方太太不是不問，是把所有知道的東西都刻在了茶葉罐底。那些針尖小字被溼布擦了又刻、刻了又擦，釉面磨得發澀，但從來沒有磨穿過——就像方太太自己，二十三年了，每天給抓捕自己妹妹的人做早飯，從來沒有磨穿過。
車到中山門。白露把目光收回來，低頭看著懷裡的文竹。文竹根部裹著一團從方公館後院帶來的泥土，泥土裡夾著一小截斷掉的枇杷樹細根——大概是方太太搬花盆時不小心掉進去的。她用手指輕輕把那截細根按進土裡，然後在顛簸的車廂中閉上眼睛，聽著遠處長江上傳來的一聲悠長汽笛，那是渡輪從浦口方向駛來的聲音。哥哥的槍在她懷裡，老邱的真空管在藤條箱裡，文竹的根在方公館的泥土中。去上海的路還很長，她把所有要帶走的都帶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