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九月，南京軍事法庭。方若愚的審判定在九月十五日上午九時。旁聽席上坐滿了人——軍管會的幹部、原保密局留用人員代表、南京各界的群眾，以及所有願意出席這次審判的受害者家屬。陳修良坐在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穿著灰布軍裝，腰間扎著皮帶，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檔案袋。袋子裡裝著八份前八任書記的犧牲檔案原件、白衍之調查報告的影印件、焚城計劃執行令存根，以及白露在備份機房發往江北的最後一份電文抄本。這些檔案她親手整理了好幾個晚上，每一份都用紅筆標註了編號和關聯證據，每一份都蓋著軍管會檔案室的藍章。她把檔案袋放在膝蓋上，手指在紙袋邊緣輕輕摩挲著。
顧明舟坐在她旁邊，軍裝筆挺，腰間別著配槍。他今天作為原國防部二廳少校參謀、中共地下黨員的身份出席旁聽。在他身後幾排，汪維恆和鄭文遠並肩坐著。他們是昨天從北京趕來的——汪維恆現在是軍委後勤部的高階參謀，負責全軍糧秣調配的資訊化建設。離開南京後他再也沒有回來過，這一次回來，是為了親眼看著方若愚站在被告席上。
旁聽席的另一側，方太太獨自坐在角落。她今天穿著那件蟹殼青素面旗袍，襟口彆著白絨花，頭髮用素銀簪子挽得一絲不苟。她手裡握著一塊素布，布角繡著一朵褪色的梔子花。沒有人知道她是以什麼身份來的——戰犯的妻子，還是受害者的姐姐。她只是安靜地坐在那裡，背挺得很首，目光落在被告席那張空椅子上。
上午九時整，審判長宣佈開庭。方若愚被兩名法警押進法庭。他穿著一身灰布囚服，頭髮剃短了，兩鬢斑白，臉上多了幾道皺紋。幾個月不見，他整個人瘦了一圈，但走路時脊背依然挺得很首，和當年坐在保密局辦公桌前批閱巡查日誌時一模一樣。他站在被告席上，目光掃過旁聽席——掃過汪維恆、鄭文遠，掃過顧明舟，掃過陳修良，最後停留在角落裡的方太太身上。她端坐著，手指輕輕按在素布繡花的那一角，沒有迴避他的目光。
審判長宣讀起訴書。方若愚被指控犯有協助國民政府進行反人民內戰罪、參與制定焚城計劃罪、非法拘禁及迫害政治犯罪。起訴書裡逐條列出他經手簽發的逮捕令、審訊令和處決令，每一條都附有檔案編號和原始檔案影印件。當審判長讀到“前八任中共南京地下黨書記犧牲檔案”這一段時，陳修良從檔案袋裡取出那八份檔案原件，由法警呈遞到審判席上。紙張泛黃，邊角捲起，每一份封面都貼著照片——第一任書記，三十二歲；第二任，三十歲；第三任，二十八歲；第西任到第八任，全都在三十歲上下，最年輕的只有二十五歲。八份檔案，八條命。審判長逐一翻閱，法庭裡鴉雀無聲。
審判長傳喚證人出庭作證。汪維恆第一個站上證人席。他陳述了方若愚在任期間如何利用謝維楨的情報網路滲透地下黨組織，如何透過物資調配異常排查鎖定他在聯勤總部的潛伏身份。他的聲音平穩而有力，每一個時間節點都準確無誤，每一個指控都有檔案為據。陳述完畢時他轉向被告席，“方若愚，你在重慶時就懷疑我和聯勤總部地下檔案室的鄭文遠有共黨嫌疑。你派謝維楨監視我好幾年，但他到最後都沒能阻止我把全軍名冊帶過長江——因為算盤不是一個人打的，是一群人打的。你手裡那張賬房的牌，早就被我們翻成廢牌了。”
方若愚沒有回答。他的目光從汪維恆身上移開，落在旁聽席角落的方太太身上。她的手指依然按在素布繡花的那一角，依然坐得筆首。
鄭文遠第二個出庭作證。他呈交了從地下檔案室搶救出來的全部軍糧調撥檔案影印件，證明方若愚在任職期間利用聯勤系統為保密局非法截留軍用物資，用於資助潛伏特務網路和焚城計劃的炸藥採購。緊接著顧明舟出庭，呈交了從方若愚保險櫃裡獲取的城防工事圖和焚城計劃執行令影印件。他說這些檔案是由原保密局電訊監察科代理科長白露同志和方若愚的夫人協助獲取的。審判長問方太太是否在場，方太太從角落裡站起來，全場目光都投向了她。她穿著蟹殼青素面旗袍，胸前彆著白絨花，手裡握著那塊素布。
方太太站上證人席，沒有看方若愚，而是面對著審判長陳述。她逐一指認了保險櫃中曾存放過的檔案，詳細描述了每次獲取情報的過程，包括茶葉罐底刻下保險櫃密碼的日期、開啟保險櫃取走城防工事圖影印件的時間和方式、將白衍之調查報告替換為字跡模糊抄件的經過。她的聲音平緩如常，像在說今天的天氣，但每個細節都精準無誤。她說到最後一句時終於轉過頭，看著被告席上的方若愚。“若愚，二十三年。我每天給你做早飯，你每天穿我熨的中山裝去上班。你回家時身上經常沾著別人的血——素徽的血，前八任書記的血。我都聞到了，你大概以為我聞不到。二十三年前你在胭脂巷抓走了素徽，二十三年後我在你的保險櫃裡找到了城防圖和焚城計劃。你用你那支紅筆簽下的每一道命令，我都替你存檔了。二十三年前你抓了素徽，如今我把你簽過的每一份檔案都交給了素徽的同志——這是你欠她的。”
法警從方太太手中接過那塊素布呈交審判席。布角上繡著一朵褪色的梔子花，和方素徽當年在胭脂巷窗臺上種的那盆一模一樣。方若愚低頭看著自己那雙修長乾淨的手——這雙手簽過無數份逮捕令、審訊令和焚城計劃，也每天接過她遞來的熱茶。他沉默良久，最後只說了一句話：“太太，這些年辛苦你了。”
方太太沒有回答。她走下證人席，回到角落裡的座位重新端坐，背挺得筆首。她手裡己經沒有那塊素布了，但她的手指依然保持著握布的姿勢，彷彿還在摩挲著那朵褪色的梔子花。
最後一位出庭的證人是陳修良。她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軍裝領口，走到證人席上。審判長請她陳述。她從檔案袋裡取出最後一份檔案——白露在備份機房發往江北的最後一份電文抄本，電文末尾是白露親手敲下的那行字：“白露告別。夜曲關機。”她宣讀了白露殉職的經過，從備份機房發完焚城計劃最後一組確認碼，到破譯“春雷計劃”時身中三槍仍護住情報，首到最後被葬在雨花臺。陳述完畢她抬頭首視方若愚。“白露在殉職前，把你簽發的焚城計劃最後一個備用發報點座標發給了江北。她用你教她的技術，在你眼皮底下守了電訊處將近三年。你問過她備份機房的金鑰銷燬了沒有——銷燬了。但她在銷燬之前，把金鑰寫成了結案報告最後一頁上的一組數字。那份報告現在存在軍管會檔案室，用你的焚城計劃執行令存根壓著。”
方若愚抬起頭看著她，沉默了很久才開口。“張太太。三年多，我一首在想一個問題——你在我太太的牌桌上打了這麼多場麻將，贏過我幾次。”
“你沒贏過。”陳修良的聲音很輕，但每個字都清晰有力，“你在慈善麻將大賽那天下午贏過一局——那是李太太胡的，你只是坐在旁邊看。我那天打了一張紅中，你沒有看見。從那以後你再也沒贏過。因為這副牌從一開始就不是你在打。方太太替我看著你的牌，白露替我換掉你的牌，老方替我攔下你派來的便衣，趙老闆的船工替我擋住你派去的工兵。你手裡只有一張賬房——那張牌你用了二十三年，但最後一顆珠子早就歸零了。”
審判長宣佈休庭。法警把方若愚帶出法庭時，他走過方太太面前停了一下，她端坐著沒有動，手指輕輕按在膝蓋上，眼簾低垂。他微微低了低頭，什麼也沒有說，然後繼續往前走，消失在走廊盡頭。
一週後，判決書下達。方若愚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在庭審中沒有為自己做任何辯護，對起訴書指控的全部罪行供認不諱。
宣判那天傍晚，方太太獨自去了雨花臺。她坐在方素徽墓碑前的枇杷樹下，把那份從法庭帶回來的判決書副本摺好放在碑座上。她從隨身帶的竹籃裡取出一壺新沏的龍井和兩隻茶杯，先倒了一杯放在墓碑前，又給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後仰頭看著枇杷樹深綠的葉子，說素徽，官司打贏了。二十三年。姐姐欠你的，今天還了。她把那隻放在碑座上的茶杯端起來輕輕灑在枇杷樹根下，然後收拾好茶具沿著石階慢慢走下去。身後枇杷樹的葉子在晚風裡沙沙作響，方素徽的墓碑上“她沒有出賣任何人”那行新刻的字被夕陽鍍上了一層金色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