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行心裡飛快地梳理案情，鹽運使衙門七年來的賬目差額超過八十萬兩白銀，稀奇的是這八十萬兩的去向竟無人知曉。
鹽運使死前留下的話：“我若是說了，死的不止我一個”。
徐中行心裡己經有了大概的方向。
能讓一個三品大員寧死不敢開口的，這案子背後不是幾個府縣官員就能扛得住的。
他用了兩天時間把全部卷宗看完，第三天清晨便去兵部調了一隊便衣緹騎，戶部支了辦案的銀兩，吏部辦了沿途驛站的勘合文書。
按朝廷規制，欽差出京有一套極其繁瑣的儀仗。
八人抬的綠呢官轎，數十名隨行護衛，沿途官員在驛站迎送參拜，每過一個州縣都要擺出全套的欽差排場，鳴鑼開道，淨水潑街。
等這些陣仗浩浩蕩蕩地挪到江南，少說也要大半個月。
徐中行對外宣稱的行程正是如此：欽差儀仗照常出發，一路招搖過市，讓沿途的官員都以為他還在路上慢慢地走。
暗地裡他早己輕車簡從，只帶了兩個最得力的人。
趙福，以及一個在大理寺跟了他多年的老書吏方先生，兩人都是死心塌地的心腹。
三人扮作販綢緞的客商，從通州碼頭搭了一艘快船，沿著運河南下，晝伏夜出。
他把欽差儀仗遠遠甩在身後，給自己騰出了七八天的時間。
這七八天，就是他微服私訪的視窗。
淮安府是江南鹽運的樞紐，也是這樁貪墨案的核心地帶。
他到達淮安的那一日，天正下著濛濛的細雨，運河水漲得混濁，碼頭上到處是扛著麻袋的腳伕和撐著油紙傘的商販。
他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客棧住下，要了一間臨街的房，窗下便是淮安府最熱鬧的鹽市街。
方先生去鹽市上轉了一圈，再結合自己多日的調查，說市面上流通的鹽引比官府核發的數目多出了將近三成，多出來的鹽從哪來的，不用查也知道。
徐中行正坐在窗邊擦拭他的劍，劍身三尺二寸，窄而薄，是他十七歲那年靖遠侯送他的冠禮，劍柄上刻著“中正”二字，他很少拔它出鞘，但每次出門辦案必定帶著。
聽到方先生的稟報，他把劍插回鞘中，放在桌角，推開窗戶朝外看。
對面那間鹽行門前停了七八輛運鹽的牛車，幾個賬房先生模樣的人正圍著車清點貨物，看起來一切正常。
鹽行隔壁的巷子裡，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正蹲在牆角，面前擺著一個小攤，賣的是自家曬的鹽菜，雨水順著她破舊的斗笠往下滴。
這樣的貧富對比在淮安城裡隨處可見，鹽商們住在高牆大院的花園洋房裡，碼頭上背鹽的苦力連一雙像樣的草鞋都穿不起。
徐中行看著那個老婦人，看了很久，關上窗戶，對方先生說。
“記賬。”
從第二天起，他便開始以綢緞商人的身份混跡於淮安的茶館酒肆之中。
他換了一身寶藍色的綢袍，說話的口音也換成了金陵腔。
徐中行在太學時有幾個金陵的同窗，學他們的腔調學得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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