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市歸來，陳墨坐在永平坊的小院裡，面前攤著一卷《左傳》，目光卻投向窗外那片被夕陽染成金黃的天空。
白日里西市的繁華仍在眼前揮之不去——那些叮噹作響的波斯銀器、飄著異域香料的食肆、能歌善舞的胡姬、以及操著各種口音卻都說著一口流利唐話的商賈。
這一切構成了盛唐氣象最首觀的註腳：開放、包容、自信。
然而這表面的繁榮之下，卻隱藏著比坊牆更高、比城門更厚的壁壘。
今日清晨，陳墨在坊口的茶鋪裡，親眼目睹了一幕這樣的場景。
一個穿著錦緞的商人模樣的中年男子，正與幾位穿著細麻布衣計程車子交談。
那商人談吐不俗，對《詩經》《尚書》信手拈來，顯然受過良好教育。但當他想請幾位士子到西市最好的酒樓一聚時，為首的年長士子只是淡淡拱手：“商賈不得入雅集，此乃禮制，望君見諒。”
那商人臉上掠過一絲難堪，卻不敢有絲毫怨言，只是更深地彎下腰：“是在下唐突了。”
待商人走後，陳墨聽見那年輕些計程車子低聲問：“兄長為何如此？那王掌櫃據說家財萬貫，在洛陽、揚州皆有產業，且他確實精通經史...”
“糊塗！”年長者打斷他，“《大唐律》明文規定：商賈及其子孫三代不得參加科舉，不得與士族通婚，不得服絲帛，不得乘高車。你我今日若與他同席而食，明日便會被士林恥笑，仕途盡毀！”
在這個時代，對西民之分有著極其嚴格的規定：士族子弟可以蔭補入仕，可以免賦稅徭役，可以穿著色彩鮮豔的絲綢，可以乘坐裝飾華麗的馬車；而商人，哪怕富可敵國，也只能穿粗麻、素絹，乘不加裝飾的牛車，且他們的名字永遠不可能出現在科舉的榜單上。
更殘酷的是，這種劃分是世襲的。一個商人的兒子、孫子、曾孫，無論多麼才華橫溢，都改變不了“商籍”這個烙印。
想要跨越這道鴻溝，唯一的途徑是——放棄經商，三代之後，或許可以擺脫“賤籍”的身份。
可三代人，近百年光陰，有多少家族能等得起？
更何況，就算是商人之家願意花費時間去等待，花費精力去培養後世子孫，也未必有機會科舉入仕。
士農工商最上面，還有各大家族，還有五姓七望。
這是一個出身高於一切的時代。
想當初，太宗皇帝為了抬高皇室地位，下令重修《氏族志》，但卻依舊不管用。
如今民間流傳的、真正被士族認可的，還是另一套排名——在那份名單上，皇室李氏僅排在第三等，而崔、盧、李、鄭、王五姓七望，始終高居榜首。
高宗時期的宰相薛元超，己是位極人臣，晚年卻感嘆平生三大憾事之一，便是“不得娶五姓女”。連宰相都配不上這些家族的嫡女，這是何等的高傲！
而這些家族的傲慢，源自他們數百年積累的底蘊。
從東漢到隋唐，五姓七望透過聯姻、師徒、門生故吏等關係，編織成一張覆蓋整個帝國的巨網。
朝中高官，十之七八或出自這些家族，或與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地方州縣，他們的莊園、產業遍佈天下，僮僕成千上萬，私兵甚至超過一些邊州駐軍。
更重要的是文化壟斷。在印刷術尚未普及的年代，書籍是稀缺資源。
五姓七望的藏書閣中，往往藏有外界難得一見的孤本、善本。
他們的族學，延請的是當世大儒；他們的子弟，從啟蒙時接觸的就是最正統的經學傳承。
科舉？那看似公平的選拔制度，實際上從誕生之初就被世家大族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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