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問他：“你跟高承勇關係好，是不是因為有種同病相憐的感覺？”
張武說：“應該是吧。同學們一個個都走出去了，都考上大學了，就我們還在農村窩著。按我們自己的說法，我們就是人渣，也是一種心理陰影。”
張武說，他和高承勇在村裡和城市間遊蕩的那些年，教育改變命運的事例一茬一茬地衝擊著他們。
高中那個復讀班，一半同學考上了中專、大學，留在了城市，有的還當上了機關的科長、處長。
他和高承勇都很要強，從不去跟那些有出息的同學聯絡。
“我們當年為什麼沒好好唸書、吃了大虧呢？因為我和他一樣，愛好不行，我們倆從小就賭。所以後來對子女的教育，我們都抓得很緊，這一點是共同的。”
張武也理解不了高承勇後來做的事。
高承勇落網前回村，還去他家裡吃過飯，張武怎麼也不信高承勇是壞人，只說他有難言之隱。
張武的微信朋友圈裡，有自家賣菜的廣告，有農村徵地政策的檔案，但翻到底，也沒有半條跟白銀案有關的訊息。
高承勇的五爺爺說，一九九二年，高承勇承包了大隊的地搞種植大棚，可技術不行，沒撐多久就破了產。
也有人說，他種大棚也許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
同是高氏宗族的老校長高華漢，提起這個臭名遠揚的學生，聲調也重了起來。
“高承勇我還記得，我教過他一年。不調皮不搗蛋，看著老實，穿戴也樸素。他家兄弟姐妹多，日子苦。考不上，心理壓力一般就大，精神上就容易出毛病。”
“考上的呢，成家立業，人家日子都過得挺好；沒考上的，就出去打工，唸的那些書，也等於白唸了。”
高承勇上學那陣子，青城鎮又窮又偏，高考幾乎是改變命運的唯一一條窄縫。
高華漢說，鎮上曾經有好幾個人，就因為升學失利，精神徹底垮了，那時候的反差就是那麼大。
比如鎮上的白醫生，女兒升學成績只差了一丁點，沒過多久人就瘋了。
城河村一家農家樂的老闆宋女士，是高承勇的表親。
她還記得幾年前高承勇來家裡坐過二十來分鐘，聊天時不止一次地感慨，說對當年高考失利太遺憾了。
她說，高承勇那次路過我家，問起我家娃娃上學的事，就說他自己當年考學就差了一分半，要是再使使勁，把那一分半掙回來，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到處打工。
那時青城鎮的經濟發展落後，通往外界的路只有兩條。
一條是京山路，往蘭州市榆中縣城方向去的；一條過青城橋，通往白銀市。
去榆中縣城那條山路，窄，彎又多，碰上雨雪天，危險得很。
青城鎮名義上歸蘭州管，可村民們更習慣往最近的白銀跑。
勝利街的貨場上，每天天不亮就成群地聚著等短工的附近鄉鎮農民，有的端著木工傢什，有的首接穿著工服，天黑才散。
從小在白銀長大的辯護律師朱愛軍，一九九八年那會兒就住在勝利街，他親身經歷過那段叫人毛骨悚然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