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件事，他記得很清楚。
當年，案子還藏在冰面之下的時候，大家只知道有一些人陸陸續續失蹤，可具體失蹤了多少，誰也說不清楚。
那時候，排查的任務一層層壓下來，分到了各個派出所管片民警的頭上。
有個派出所的戶籍民警，叫祝滿祥，負責自己那一片的走訪。
他走訪了兩家，沒什麼異常。
第三家，就是賈文革家。
他站在巷子口，或許往裡望了一眼，然後轉身走了。
當所長問起來的時候，他回答得挺乾脆：都查過了，沒啥問題。
只差一步。
就差了那麼一步。
只要他當時走完那幾十米路，敲開那扇院門，那個深埋在地下的血腥秘密，或許在那一刻就被撞破了。
警方後來自己也在檢討：如果祝滿祥當時能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繼續查下去，很可能當場就發現了線索，及時揭露罪犯，後面那幾十條無辜的性命，或許就能保住。
可惜，沒有如果。
還有一件事，事後想來更是讓人脊背發涼。
從1989年5月到1990年12月，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賈文革那座小院裡，始終維持著一種畸形而詭異的“家庭”狀態——他和三個女人公開同居在一起：一個前妻李豔珍，一個姘婦李鳳芝，一個所謂的“助手”徐麗霞。
除此之外，他還和一個叫王豔玲的女人保持著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如此長時間、高調、扭曲的男女關係，周邊的鄰居看在眼裡，議論在嘴邊，卻自始至終，沒有引起當地派出所的絲毫注意。
公安局的領導後來在內部會議上，痛心疾首地自責：“事後想來，賈文革這個犯罪團伙，並不是一點都沒有露出蛛絲馬跡。”
“只是，因為我們個別幹警的違法違紀，嚴重影響了警民關係，警民之間的感情太疏遠了。”
“冷了老百姓的心，人家有話，也不願意跟我們說了。群眾手裡掌握的一些犯罪線索，就這麼被擋在了門外，沒能及時反映到我們這裡來。”
他頓了頓，環視著滿屋子沉默的幹警，語氣沉重得像灌了鉛：“電影院、錄影廳、浴池、旅店、車站……這些地方，本應該是我們警方重點管控的位置，也是賈文革團伙頻繁活動的區域。可是，我們的公開管理，我們的秘密工作，在這些地方，竟然統統失靈，均沒有發現線索。”
會議室裡一片死寂，只有窗外北風的嗚咽。
“我很心痛。”那位領導的聲音有些沙啞，“也很自責。今天我把話放在這裡——所有幹警，都要引以為戒，把這事刻在腦子裡。穿上這身警服，手裡攥著的是人命，肩上扛著的是天大的責任。”
“切記，不可麻痺大意。我們麻痺一時，老百姓就可能付出一輩子、一家子的代價。”
話說完了，屋子裡久久沒有人出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