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天起，林書娟住在了張玉泉的小院裡。
她睡在偏房一張窄窄的木床上，床頭那扇小窗正對著院子裡的枇杷樹。
春天枇杷開花，秋天枇杷結果，她坐在窗臺上把摘下來的枇杷一顆一顆地剝皮吃，吃完了核埋在樹底下，第二年居然真的冒出了一棵小苗，被她移栽到牆角去了。
張玉泉教她彈琵琶，教得極認真。
他這個人平日裡看起來散漫，摺扇一搖跟個閒散書生似的，可一拿起琵琶就像換了個人，手指頭在弦上翻飛的時候整個人都在發光。
他教她指法的時候會握著她的手指頭一根一根地擺到正確的位置上，跟她說“這個地方力道要輕，輕得像羽毛落水面”，她學得慢他也不急，就這麼一遍一遍地教，教到她手指頭起泡又結繭，教到她能閉著眼睛把一支曲子從頭彈到尾不出錯。
“你很有天賦。”有一天傍晚他聽完她彈完一支《姑蘇行》，靠在竹椅裡這樣說。
夕陽從枇杷樹葉子的縫隙裡漏下來，落在他白淨的臉上，“但是天賦不是最要緊的。”
“什麼最要緊？”林書娟抱著琵琶問他。
“心裡頭有東西。”他拿手指點了點自己心口，“你心裡頭得裝著曲子裡的那個人、那個事，手指頭只是替你把它們說出來。”
林書娟不太懂，但她把這句話記在了心裡，每天晚上睡覺之前想一想，想了一個月也沒想明白。
後來她第一次登臺之前緊張得手都在抖，張玉泉在後臺給她遞了一杯溫水，拍著她的肩膀又說了一遍：“別怕，心裡頭有東西，手指頭替你說出來就行了。”
她就這樣慢慢從一個瘦瘦小小的、站在祠堂門口攥著米糕不知道往哪兒去的小姑娘，長成了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年評彈藝人。
張玉泉逢人便誇他這個徒弟，說“這丫頭比我強，再過兩年我就教不了她了”。
日子過得說不上多富裕，但也不差。
張玉泉在蘇州評彈行當裡有些名氣，隔三差五有堂會請他去唱，他去的時候都帶著林書娟。
她穿著他託人做的新衣裳坐在臺下看他唱，看他在臺上眉飛色舞的樣子，覺得這個人跟平時在院子裡躺在竹椅上曬太陽的那個散漫中年男人完全是兩個人。
“師父，”有一次她忍不住問他，“你臺上臺下怎麼不一樣？”
“人嘛，總不能一輩子只長一張臉。”他把摺扇在她腦門上輕輕敲了一下，“你有幾張臉？”
她想了想，數了數：“跟你學琵琶的時候一張，自己練曲子的時候一張，上臺的時候一張，給你做飯的時候一張。”
張玉泉笑得首咳嗽：“合著你就對我沒幾張好臉。”
“我對你好著呢。”她理首氣壯地回了一句，轉身進了廚房給他熱午飯去了。
張玉泉坐在枇杷樹底下，聽見廚房裡傳來鍋碗瓢盆的聲響和她哼著的小調——正是他教她的第一支曲子的調子。
他用摺扇遮著半張臉，嘴角藏著笑。
可這樣的日子沒過完第三年就結束了。
那是1937年秋天的事情，林書娟記得那天她出門買菜，回來的時候巷口圍了一圈人，有人在低聲議論什麼。
她撥開人群擠進去，看見自家院門大敞著，院子裡那棵枇杷樹的葉子掉了一地。
張玉泉躺在枇杷樹底下，身上沒有血，可他己經沒有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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