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幾乎是在總裁發出第三封邀請電的同一時刻，中G中央書記處也正在召開會議。對於總裁的和談誠意，黨內上下早有了共識：
“這不過是總裁為掩蓋內戰準備、爭取輿論支援的又一手段。”
然而，面對全國人民在連年戰亂後對和平的渴望，面對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對團結建國的期盼，中G中央不能，也不應該將和平的大門給徹底的合上。
教員同志在會上表示：
“可以去，也必須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如果蔣總裁要弄虛作假，搞假和平。我們就藉此教育人民，擊破國民黨的謠言 。如果他要打，我們也爭取了時間，讓全國人民看清誰是真和平，誰是假和平 。”
會議最終決定，由教員同志親赴重慶，同行的還有周總理，行前，中G中央向全黨發出通知，並明確指出：
“談判的結果如何，決不是單純決定於我們的主觀願望，而決定於力量對比和鬥爭。……我們絕對不要單純依靠談判，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會發善心”。
1945年8月28日，山城重慶天氣晴朗。下午三時許，一架從延安起飛的專機降落在九龍坡機場。
當教員同志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現在艙門時，早己等候多時的各界人士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中央日報》的記者們或許沒有料到，這位他們筆下描繪多年的人，竟有如此勇氣，敢赴這“鴻門宴” 。
柳先生更是激動地握著教員同志的手，稱其此行是“彌天大勇” 。面對記者的追問，教員同志的回答簡短有力：
“和為貴”。
當晚，總裁在林園官邸設宴洗塵，兩位闊別十九年的對手再次舉杯，氣氛看上去“甚為愉快”。
然而，真正的博弈卻己經開始。
1945年9月，重慶桂園。
談判桌的一邊，是中G代表；另一邊則是國府代表。
由於國府對談判毫無事先準備。他們原本以為教員同志不會來，會談從一開始便陷入了被動之中。中G代表後來在彙報時說：
“前六天，看他們毫無準備。左舜生刻薄他們，說只見中G意見，不見政府意見”。
9月3日，周總理將中G方面擬定的“十一項意見”提交給國府。這份意見書展現了極大的誠意：不僅明確擁護了總裁的領導地位，並承認三民主義為建國根本，還提出了“確定和平建國方針，承認各黨各派合法平等，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等一系列具體方案 。
然而，國府的態度卻異常僵硬。總裁更是早己定下三條原則：
政治可以放寬，軍事必須統一。所謂的“統一”，說白了就是要求中G“放棄地盤，交出軍隊”。
在9月4日的會談中，國府代表更拿出總裁的答覆要點，隻字不提承認解放區，對於中G軍隊的整編更是百般限制。
周總理據理力爭：
“我黨不僅事實上擁有敵後軍隊與解放區政權，而且擁有百餘萬黨員。此百餘萬黨員如何安置，必須有一過渡辦法。”
國府代表卻輕描淡寫表示：
“解放區為戰時之狀態，現在戰事己結束，此事不應再提。”
周總理立刻嚴正反駁：
“事實依然存在！”
軍隊和解放區，成了橫亙在談判桌前的兩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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