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年的座標跳到城邊那一刻，蕭可兒的第一反應不是追，而是封。追是對手最期待的動作，封才是她現在最能做的動作。
她給經偵對接人發出一條極短的資訊：座標突變，疑似轉移，請同步關注並考慮現場攔截核查。隨後把同一條資訊發給獨董與臨時小組，附上存證編號。她要讓所有人都知道：人證在被轉移，任何人繼續談融資，都在踩雷。
十分鐘後，經偵對接人回了一句：己通知轄區協查。
協查意味著不一定能攔住，但意味著對手要冒更大的風險去轉移。冒風險的人，會更急，也更容易犯錯。
她趁對手急的時候，發出一封更狠的函：要求內部調查在律師在場、雙重見證、留痕座標的條件下，於今夜十二點前將周延年帶至可見地點，地點由律師事務所提供，拒絕則視為阻礙問詢配合並納入披露風險事項。
函發出去後，她沒有等回覆。她知道回覆永遠不會是“同意”。但她也知道，函本身會逼對手做選擇：要麼把人藏得更深，要麼把人丟出來換取緩衝。
夜裡十一點半，律師事務所樓下的電梯開合聲像鐘擺。溫瀾站在窗邊盯著門口，手裡握著一支錄音筆。蕭可兒坐在會議室裡，把燈調得很亮，亮到任何一個進入的人都無法隱藏臉。
十二點整，門鈴響了。
進來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特別工作組的副組長，一個是她從未見過的“外部顧問”。外部顧問戴著口罩，眼神躲閃，像臨時湊來的遮羞布。
周延年被夾在中間，臉色蒼白，袖口有明顯的擦傷。他看見蕭可兒的第一眼就想開口，但副組長按住他的肩，聲音很硬：“他會配合，但你們不要誘導。”
“我不誘導，我記錄。”蕭可兒把桌上的見證檔案推過去，“在場人員名單、開始時間、結束時間、問題清單、錄音錄影授權，請簽字。”
副組長明顯不願意籤。蕭可兒沒有催，只把律師的筆遞過去，停在他面前：“不籤也可以，你可以走。走之前請寫一份說明，說明你們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帶走關鍵證人，並拒絕在可見地點交還。我們會按編號提交問詢附件。”
副組長的喉結滾了一下，終於拿起筆簽了名。外部顧問也籤，簽名很快，像怕留下痕跡。
蕭可兒看著那筆跡，心裡一動。那筆跡的轉折，跟派單摘要裡“按確認執行”的備註風格很像。她沒有當場拆穿，她知道當場拆穿只會換來更多遮蓋。她要的是把筆跡留下。
周延年被允許坐下，喝了一口水，聲音嘶啞：“他們讓我改口，說我是自己走的。”
“你只說你看到的。”蕭可兒說，“你現在處於見證環境裡，你說的每一句都會被記錄，也會被保護。你要做的是把動線寫清楚。”
周延年點頭，眼睛裡有一種被強行壓住的恐懼：“他們先把我帶到停車場，換了一輛車，車上有人在換口令皮膚，說‘v3就位’。我問去哪兒，那人說‘QJ-17’。後來又換車，到了城邊一個倉庫，我看見牆上貼著一個白名單表，白名單上寫著CTRL。”
“誰在場？”律師問。
周延年努力回憶：“一個女的，沒露臉，只說話。她叫人稱她‘Z’。”
Z。
蕭可兒沒有露出任何反應，只在記錄表上把這個字母寫得更清楚。Z不是名字，是門牌。門牌背後一定有鑰匙。
副組長立刻打斷：“這些都是猜測。”
“不是猜測，是證言。”蕭可兒抬眼，“你要否認，就請你在記錄裡寫：你認為關鍵證人證言為猜測，並寫出依據與責任人。你敢寫嗎？”
副組長不敢。他能做的只有沉默。沉默也是證據。
周延年繼續說下去：“他們讓我給你發定位共享，我不想發，但他們說不發就不給我吃飯。我發出去的時候，手機上有個標記，自動加了QJ。我想刪，但刪不了。”
“你做得對。”蕭可兒說，“你把標記留給了我們。”
談話結束後，副組長像完成任務一樣想把周延年帶走。蕭可兒把最後一份檔案推過去：“交還簽收。周延年從此刻起進入律師見證的人證安全措施，你們任何再次帶走必須提前書面通知，並說明依據。”
副組長終於爆發：“你以為你能護得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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