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既白沒有立刻接話。
他只是把那本未寫完的公開說明翻開，指尖落在“不是他們要我認的那個罪人”那一句上，停了停，才淡淡道：“只要他一個人認完，旁人便都能輕鬆。”
我聽見這句，心口也跟著一沉。
因為這便是這案子最狠的地方。不是單純滅口，也不是簡單地把死人做成自盡。是要借顧柏年這種“本來就有錯”的人，把所有新賬舊賬、該認的和不該認的，都整整齊齊壓到他一個死人頭上。這樣一來，外頭人會先滿意，教育界會先鬆氣，慈善會和基金會也能及時把自己往後撤一步。至於那條真正運作多年的線——靠助學、寄宿、退學和體面名目篩人轉人的線——反而能借著這一份足夠可信的羞恥自白，繼續藏在牆後頭。
“他們不是想毀掉他。”我道。
“不是。”杜既白看著我，眼底那層冷意薄得像刃，“他們是要替他安排一種最有用的毀法。”
這句話說得極輕，我卻聽得背後微微發涼。
因為前頭几案查到如今，我己經越來越明白，灰塔最會做的，從來不是簡單殺一個人。它更喜歡讓一個人死得有解釋、死得像自己也認了、死得足夠叫旁人從此懶得再往下問。聞昭說過，新聞寫的是人願意相信的真相。如今再看顧柏年這案，我才真正懂得那句話最惡毒的地方：不是偽造一個天衣無縫的謊，而是給你一個你最願意相信、也最省力的羞恥答案。
我正想著，杜既白忽然把女校退學檔、寄宿名單和助學附頁併到了一處。
那三份紙都很舊，邊角發毛，墨色深淺不一，像分別從不同櫃子、不同年份裡拖出來的殘頁。可他把它們一平碼，我便看見了那種讓我如今一眼就會覺得不對的東西——同一個名字，在三處檔案裡，對不上。
最初是退學檔。
一個女學生的名字寫得很清，旁邊理由是“病休返鄉”。
第二處是寄宿名單，同樣的年月前後，那名字還在，卻只剩姓氏和一個不同的名，像有人後來補改過，想讓它看上去像另一個人。
第三處則更怪，是助學附頁裡的邊角抄錄，名字又變了一次，這回連姓都只剩半個舊筆形，若不細看，根本認不出同前兩處是一個人。
我盯著那三處改動，手心一點點發涼。
“同一個女學生？”我低聲問。
“對。”杜既白道。
“怎麼會改三次？”
他沒立刻答，只把那三份紙的日期一一指給我看。
我順著看過去，心口忽然猛地一縮。
因為那三個日期，正正好卡在一個極敏感的時候——杜家舊案發生前後幾個月。
屋裡一時靜得厲害。
我看著那三處被改過的名字，幾乎能感覺到什麼東西正沿著紙背慢慢爬上來。不是明亮的答案，而是一種更冷也更實的東西：十五年前，杜家舊案周邊消失的，恐怕不只是一個證人，不只是一份證詞，甚至不只是一樁被埋掉的命案。連與那案子相鄰時段裡，某個女學生的名字，都曾被人在三處不同檔案裡改了三次，像有人一層層替她剝掉原來的身份，生怕還留下些什麼能被後來的人認出來。
杜既白看著那三份紙，神情忽然比剛才更靜了。
不是放鬆，是一種我己經很熟悉的、他真正碰到舊案核心線索時才會有的靜。彷彿旁人還在看“名字改了三次”這件事，他卻己經看見那三次改動背後站著的人，和他們為什麼非改不可。
我站在他對面，沒有再說話。
因為我知道，這一章到這裡，顧柏年這一案真正該落下的，不只是“誰最需要一個替罪羊”，更是另一層更深的東西——有些體面牆一旦要塌，最先被改掉的，不只是罪名，還是人。
而那個人，己經開始從十五年前的紙裡重新露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