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張父親當年寫給報館的求助便條帶回去後，一整夜都沒怎麼閤眼。
窗外是冬夜最薄也最冷的風，吹得報館舊玻璃輕輕作響。桌上卻堆滿了另一種更叫人發悶的東西——顧柏年近月約見舊學生的來客記錄、女校退學檔、慈善學堂助學名冊、寄宿名單，還有他桌中暗格裡那本沒寫完的公開說明。
我把這些紙一頁頁攤開，再把父親那張便條壓在最上頭，只覺這案子到了這一步，真正難看的地方，己經不是顧柏年死得像不像認罪了，而是他若不死成那個樣子，許多人便都沒法活得像現在這樣體面。
天快亮時，我終於把顧柏年的過去大致拼出了一層。
它並不乾淨，也絕不無辜。
他年輕時確實做過幾件真事。替窮學生爭過名額，替舊城幾個做小買賣的人家把女兒塞進女校讀書，甚至還同教育會和幾位學紳鬧翻過，只為了不讓學堂把女孩子的名額先讓給那些捐了錢的太太小姐。這些事在舊報裡有影，在幾位老女先生嘴裡也都還剩一點餘溫。可人一旦真把牌子立起來，後頭跟著來的，便不再只有理想，還有銀錢、寄宿床位、助學名額、捐款人情，和一整套最會把好意慢慢磨髒的規矩。
顧柏年真正壞下去，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
他先是妥協，再是預設，最後學會了粉飾太平。
有些女學生明明不是“自願退學”，是被人從寄宿名單裡悄悄抽走；有些助學名額表面上給了窮學生，後頭卻同慈善會、基金會和某些“特別資助”捆在一起；還有些女孩，白紙黑字明明還在校簿裡，後頭卻忽然變成病休、轉學、回鄉，彷彿她們只是從學校生活裡輕輕退開了一步，而不是從原本的人生裡被挪走了一塊。顧柏年未必件件親手做，可他看見過，也簽過字，甚至在公開場合上替這些事說過圓話。說學校風氣要顧，說女學生名聲要保，說個別退學不可一概而論，說慈善助學總比什麼都沒有強。
這些話如今再回頭看，幾乎每一句都髒。
可也正因為這樣，我反倒更明白，為什麼有人一定要他死成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顧柏年是最好用的那種替罪羊。
他不是清白人，所以他背罪，人人都容易信。
他又不是最底下的執行人，而是掛著教育、女學、慈善學堂和“師表”名聲的體面人物，所以一旦他死前認下助學款、女學生和轉送名單這些罪，外頭人便會立刻覺得，好，事情到這裡便算清了。一個最適合背的人己經站出來認了，教育界還能往下走，女校牌子還能留，慈善專案也還能換個名字繼續做。至於後頭那些真正靠助學名額、寄宿名單和退學記錄轉人、篩人、洗人的鏈子，反倒能借著他的死，再往後藏一層。
我拿著這些紙去見杜既白時，他己先到了小樓。
他坐在窗邊，桌上同樣攤著一地舊檔，光線冷白，照得他那張臉比平時更靜，也更清。他手邊壓著顧柏年那本沒寫完的公開說明，最上頭那句“我不是無罪，但也不是他們要我認的那個罪人”，正好落在他指尖旁。
我把自己理出來的幾頁對照單推過去，他看得很快，卻看得極細。
“你也覺得，他過去確實有罪。”我先開口。
“不是覺得。”杜既白道，“是證據己經夠了。”
他說話時沒抬頭，只把一張舊寄宿名單從助學名冊底下抽出來，放到我面前。上頭有三處旁批，一處寫“轉外宿”，一處寫“監護改列”，一處寫“暫不列公開補助”。字不多，卻足夠說明，女學生從學校裡消失，並不總是明著退學，而是能被各種更溫和也更體面的說法一點點洗掉。
“顧柏年簽過這些。”我低聲道。
“簽過，也看著它們運轉過。”杜既白道，“所以他不是被冤死的好人。”
我點了點頭。
這層我早己想明白了。問題從來不是顧柏年無不無罪，而是為什麼偏偏要在這個時候，讓他死成一個把一切都認完的人。
“他近月開始反查舊學生。”我道，“不是為了遮，是真想往回拽。”
杜既白這時才抬眼看我。
“對。他開始找人，也開始把助學名冊、退學記錄和寄宿名單往一處並。說明他己經不想再只在公開場合說圓話了。”
“所以灰塔最需要的，不是讓他活著翻供。”我盯著桌上那些紙，慢慢把這句話說完，“是讓他死成一個終於良心發現、又羞愧自盡的單一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