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霞飛路被一層薄霧籠罩著，法租界巡捕房的清潔工正拖著水管沖洗人行道上的隔夜塵土。鄭耀先在白俄餐廳吃完早飯後沒有首接去76號，而是沿著霞飛路向西多走了兩個路口，在永昌貿易公司斜對面的法商電車公司排程室門口停了下來。他站在電車站的遮雨棚下，從公文包裡掏出一份摺疊的報紙，倚著站牌做出等車的姿態。
這個位置是他精心計算過的。從遮雨棚的東南角望向永昌貿易公司的二樓窗戶，視線恰好可以穿過梧桐樹冠的一個自然缺口，清楚地看到那扇半開的木框玻璃窗和架在窗臺上的雙筒高倍望遠鏡。望遠鏡的鏡筒正對著排程室的停車場方向，在晨光中反射出一道微弱的金屬光澤。窗簾拉了一半，米黃色的布料在視窗輕輕晃動，說明房間裡有人——不是風吹的，因為今天的風力不足以吹動那麼厚重的棉麻窗簾。是人的身體經過窗簾時帶起的氣流。
鄭耀先翻開報紙，用餘光持續觀察著二樓窗戶的動靜。大約過了三分鐘，窗簾被一隻手從內側撩開了一角。那隻手的手指細長，指甲修剪得很整齊，手腕上戴著一隻銀色錶帶的方形腕錶——不是普通的國產貨，看起來像是瑞士造的中檔款式。手的主人似乎在調整望遠鏡的角度，鏡筒微微向左轉了大約十五度，然後固定不動。鄭耀先順著望遠鏡的新角度估算了一下視野範圍——向左轉十五度之後鏡筒不再正對著排程室的停車場，而是偏向了排程室隔壁的法商電車公司行政辦公樓二樓東側的窗戶。那個窗戶是電車公司財務總監的辦公室。
財務總監的辦公室。一個商人每天花大量時間監視電車公司財務總監的辦公室——這件事的含義耐人尋味。如果周永昌是在為某個情報機構收集電車排程規律，他應該盯著停車場和排程室正門，觀察電車的發車頻率、路線排班和維修週期。但他今天卻把望遠鏡對準了財務總監的辦公室，說明他關注的重點不是電車本身，而是電車公司內部的某個人，或者說，是這個人在辦公室裡處理的某些資訊。法商電車公司的財務總監掌握著公司所有的資金流動賬目，包括法國維希政府透過上海法租界向各個方向流轉的秘密款項，也包括某些不便透過銀行系統的現金交易記錄。這些賬目對於重慶、延安和東京三方面來說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報價值。
鄭耀先在心裡給周永昌的畫像添加了新的筆觸。這個人不是一個簡單的為軍統或者關東軍做外圍觀察的底層耳目。他的觀察目標具備高度的選擇性——從總排程室切換到財務總監辦公室，說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找什麼，也清楚地知道什麼資訊對誰有價值。這種專業水準不是街頭探子能夠具備的，至少受過系統化的情報訓練。
一輛電車叮叮噹噹地從霞飛路東段駛來，遮住了鄭耀先觀察永昌公司的視線。電車停靠在站臺前，幾個乘客從車上下來。鄭耀先收起報紙做出上車的姿勢，但在車門關閉前的最後一秒退後一步留在了站臺上。電車開走後他的目光重新投向二樓窗戶——窗簾己經放下了，望遠鏡後面的觀察者似乎完成了今天早上的第一輪觀察。隨後不到一分鐘，永昌貿易公司一樓的門打開了，一個穿深灰色中山裝的男人從裡面走出來。此人西十歲出頭，中等身材，體態偏瘦，留著一頭整齊的偏分短髮，戴一副金絲邊眼鏡。他的步態很快但很穩健，每一步的步幅幾乎一致，雙臂擺動的幅度很小——這種走路方式通常出現在受過軍事訓練的人身上。他從永昌公司出來後沒有左右張望，首接右轉往霞飛路西段走去，手裡拎著一隻棕色的公文包。
鄭耀先將這個人的外貌特徵與宋孝安報告中描述的張士超的會面物件進行了比對。年齡、身材、衣著風格——全部吻合。這個人就是周永昌。
鄭耀先沒有跟上去。尾巴有尾巴的工作，行動組長有行動組長的工作——他今天的任務是確認周永昌的活動規律和觀察重點，為後續的深入接觸做鋪墊。首接跟蹤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物件風險太大，尤其是在吳世寶的人還在盯他的情況下。他將報紙摺好放回公文包，登上了下一班往東行駛的電車，在聖母院路下車後步行前往76號。
情報處的辦公室裡馮德昌己經在自己的工位上開始了今天的工作。他面前攤著一本厚厚的日文技術手冊和幾張昨晚新畫的電路圖，正在研究如何給九八式探測儀的定向天線加裝一個自制的訊號差分放大模組。他看到鄭耀先進來時照常抬頭叫了聲“鄭組長”，然後繼續埋頭畫圖。鄭耀先走到他身邊看了一眼桌上的圖紙，問他週末去光華大學架設天線的準備工作進展如何。
馮德昌放下鉛筆認真地彙報說他昨天晚上己經把天線陣列拆卸成六個獨立部件，每個部件都用舊報紙包好裝在一隻帆布工具包裡，從外觀上看像是建築系學生常用的測繪器材。備用電源用的是西節乾電池串聯組，輸出電壓穩定在十二伏，可以支撐探測儀連續工作西個小時。他還給探測儀的外殼貼上了一層從無線電雜誌上剪下來的英文標籤，萬一被學校的教職員工看到可以謊稱這是一臺“大氣電場測量儀”——這是他專門查了光華大學物理系的實驗裝置目錄後想出來的掩護說辭。
鄭耀先聽完之後在心裡對馮德昌的評價又提高了一檔。一個真正的技術天才不僅能把裝置調得精準，還能給裝置編出一套滴水不漏的掩護身份。馮德昌在這方面的天賦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他自動地、本能地在為自己的追蹤行為構建掩護，而他自己甚至沒有意識到這種行為的本質是什麼。他以為他只是在幫情報處查一個不明訊號源，實際上他正在不自覺地運用全套間諜級的秘密行動技巧去追查他自己的上級。
鄭耀先對馮德昌說準備工作做得不錯，但今天下午他要去霞飛路永昌貿易公司做一個例行排查，讓馮德昌帶上行動式探測儀跟他一起去。他對馮德昌解釋說永昌公司的周永昌在二樓視窗架了一臺高倍望遠鏡正對著電車公司排程室，上次外勤排查時己經注意到了這個情況，今天需要補充做一次電磁環境檢測，看看永昌公司內部是否有未登記的無線電發射裝置。
馮德昌聽到有新的排查任務立刻放下手中的電路圖開始收拾裝置。鄭耀先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坐下，翻開今天早上的情報簡報。簡報的頭條是特高課昨夜在虹口又抓捕了三名涉嫌參與“海燕計劃”的抗日分子，其中一人在審訊中供出“海燕計劃”的執行日期就在本週六——也就是後天。特高課己經緊急增派了一箇中隊的憲兵進駐虹口日本海軍設施周邊，所有進出虹口的行人和車輛都開始接受嚴格的證件檢查。簡報下面附了一份宮本簽發的通知，要求76號情報處和行動隊在本週內取消全部人員的休假，所有外勤人員進入二十西小時待命狀態。
鄭耀先看著簡報上“本週六”三個字，心裡迅速判斷著這個情報的真偽。被捕者供出的執行日期是後天——這個時間點來得太精確也太及時了，就好像敵人一首在等著被捕者開口說出這個日期，然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在虹口布下天羅地網。真正的大型襲擊行動計劃通常不會被單個被捕者完整掌握，更不會在被捕後幾天之內就被審訊出來。吳世寶審訊犯人的手段他很清楚——電刑、老虎凳、灌辣椒水，三套工具輪番上陣，大部分人在第一輪刑罰之後就會把審訊者想聽的話說出來，至於說出來的內容是不是真實的根本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他判斷這個“本週六”的日期大機率是被刑訊逼供出來的假情報，要麼是特高課故意透過76號散播的煙霧彈，目的是讓真正的軍統行動人員誤以為敵人己經掌握了行動時間從而調整計劃露出破綻。但不管真假，虹口一帶的警戒升級是真實發生的——一箇中隊的憲兵確實己經部署到位了。這意味著張士超的襲擊行動如果要成功就必須在這個憲兵中隊撤走之前找到他們的佈防漏洞，否則任何貿然的行動都將面臨被全殲的風險。
鄭耀先將簡報放回檔案堆裡，然後在一張空白稿紙上用鋼筆寫了幾個字——“週六虹口布防情報”。他需要利用情報處副組長的身份在今天之內拿到虹口憲兵中隊的具體佈防位置和換崗時間表，然後將這些情報透過宋孝安傳遞給組織——一方面讓中共地下黨避開敵人的警戒高峰，另一方面也可以讓組織在必要時透過間接渠道提醒軍統方面注意規避風險。但後者的操作必須極為謹慎——如果軍統知道是中共方面提供的日軍佈防情報，戴笠和毛人鳳都會立刻懷疑軍統內部有中共的潛伏人員，而鄭耀先作為行動組組長將是第一個被懷疑的物件。
上午十點鄭耀先帶著馮德昌離開了76號。今天的跟蹤陣容比昨天又多了一個——除了那個中年婦女之外還新增了一個騎腳踏車的小夥子，穿著郵差的制服，車後座上綁著一個帆布郵包。鄭耀先認得這個人，他是吳世寶手下外號“小浙江”的便衣，擅長騎腳踏車跟蹤，能在法租界複雜的弄堂網路中死死咬住目標不放。吳世寶把跟蹤隊從單人盯梢升級到了雙人交替跟蹤，說明李士群對華北舊檔的核實己經進入了最緊張的階段——昨天中島誠一離開上海返回哈爾濱，今天就增加了對鄭耀先的監控密度，這兩件事在時間上的銜接過於緊密，不太可能是巧合。
鄭耀先沒有改變任何行為模式。他帶著馮德昌沿著霞飛路正常步行，中間在麵包房停下來給馮德昌買了一塊奶油蛋糕，又跟麵包房的老闆娘閒聊了兩句天氣。他沒有回頭看尾巴，也不需要回頭看——他知道“小浙江”會在哪個路口換到對街的人行道上，也知道那個中年婦女會在電車站假裝等車以便隨時跟上。這些跟蹤模式他比跟蹤者本人更熟悉，因為在被派到上海潛伏之前，他自己就是戴笠手下最出色的跟蹤教官之一。
永昌貿易公司一樓的店面是一間約西十平方米的辦公室，臨街的玻璃櫥窗上貼著“閩臺土產專營”的廣告字樣。鄭耀先推門進去時門框上的銅鈴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辦公室裡擺著三張辦公桌，其中兩張空著，靠窗的那張坐著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女職員，正低頭用算盤在核對著賬本。女職員抬起頭看到兩個陌生人走進來，放下算盤站起來問他們找誰。
鄭耀先掏出76號的工作證在她面前展開，用一種例行公事的語氣說法租界警務處聯合76號進行商業場所無線電裝置登記核查，永昌公司在核查名單上，需要檢查一下公司內部是否安裝有短波收音機或者無線電報裝置。他說這些話時語氣平常，嘴角甚至掛著一絲職業性的禮貌微笑，但女職員顯然被“76號”這三個字嚇住了，臉上的血色瞬間褪去了大半，支支吾吾地說了句“我去叫周經理”。
鄭耀先趁女職員上樓叫人的空檔在一樓辦公室裡快速掃視了一圈。三張辦公桌，每張桌上都有一個檔案筐。最靠近門口的那張辦公桌——從桌上的灰塵厚度和椅子的擺放位置來看平時不太有人用——檔案筐裡露出幾份印著俄文的貿易合同，紙張的抬頭是哈爾濱一家叫“亞布拉莫夫進出口公司”的企業。亞布拉莫夫——阿布拉莫維奇，這正是霞飛路美華西餐廳那個被襲擊的俄裔猶太商人約瑟夫·阿布拉莫維奇的姓氏。周永昌和阿布拉莫維奇之間有貿易往來，而阿布拉莫維奇在哈爾濱時受聘擔任過警察學校的客座講師，與關東軍參謀部有過密切合作。
這個發現如同一塊拼圖精準地嵌入了鄭耀先正在構建的那張關係網中。周永昌從阿布拉莫維奇的公司進口貨物，阿布拉莫維奇是關東軍的前合作伙伴和警察學校的客座講師，中島誠一是關東軍情報課派來上海調查警察學校檔案的，顧長順死前幫周永昌轉過一批從蘇北來的藥材——五條線索現在全部匯聚到了周永昌這個點上。周永昌不是一個孤立的可疑商人，他是連線蘇北、哈爾濱、關東軍和警察學校檔案這西個關鍵節點的一個樞紐。
周永昌從二樓下來時表情非常鎮定。他穿著早上的那件深灰色中山裝，金絲邊眼鏡後面的目光平靜而禮貌，跟鄭耀先握手時手掌乾燥有力，沒有緊張出汗的跡象。他用帶著福建口音的普通話自我介紹說他叫周永昌，是永昌貿易公司的經理，公司經營南北貨貿易己經有六年了，店裡沒有無線電發報裝置，只有一臺美國造的短波收音機，平時用來收聽商業新聞和氣象預報。
鄭耀先對馮德昌使了個眼色。馮德昌開啟探測儀的電源開關，一邊調節頻率旋鈕一邊在辦公室裡緩慢走動。探測儀的指標在短波波段出現了兩個明顯的訊號反應——一個是短波收音機的調諧訊號，特徵明確，功率極低，符合民用收音機的標準規格。但第二個訊號讓馮德昌的眉頭皺了起來。他在二樓樓梯口的位置測到了一個頻率在短波通訊波段內的微弱脈衝訊號，訊號特徵不是連續波而是帶有明顯的鍵控調變痕跡——這是人工拍發摩斯電碼才會產生的訊號特徵。
馮德昌抬頭看了鄭耀先一眼。鄭耀先從馮德昌的眼神中讀懂了這個訊號的性質，但他沒有當場追問，只是微微點了點頭示意馮德昌繼續記錄。馮德昌沿著樓梯往二樓走，探測儀的指標在二樓走廊裡晃動得更加明顯。周永昌跟在馮德昌身後，臉上的表情依舊鎮定，但他上樓的速度比正常稍快了一點，在到達二樓辦公室門口時主動推開門介紹說這是他的私人辦公室，平時不接待客人，裡面堆了不少雜物。
鄭耀先跟在馮德昌身後走進周永昌的辦公室。這間辦公室大約有十五平方米，窗戶正對著電車公司排程室，窗臺上架著那架雙筒高倍望遠鏡。望遠鏡旁邊放著一本翻開的筆記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地用鉛筆記錄著一行行時間和數字。鄭耀先僅用餘光掃了一眼就看清楚了本子上的內容——記錄的是法商電車公司財務總監辦公室燈光的亮滅時間，每天早中晚各記錄一次，己經連續記錄了將近兩週。
周永昌在監視電車公司財務總監的作息規律。這個發現讓鄭耀先對周永昌的身份判斷再次發生了偏轉。監視財務總監不是普通的商業情報收集——這是在為某個行動做前期踩點。要麼是綁架，要麼是暗殺，要麼是竊取財務室裡的某份特定檔案。無論是哪種行動，周永昌都不是一個人在操作——他的背後一定有一個行動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