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德昌在周永昌辦公室裡完成了全面掃描後朝鄭耀先微微搖了搖頭，意思是除了剛才捕捉到的那個不明脈衝訊號之外沒有發現其他異常。鄭耀先對周永昌說核查結束了，感謝配合，然後帶著馮德昌離開了永昌公司。他沒有當場追問那個不明脈衝訊號的來源——他不想在周永昌面前暴露出馮德昌這臺裝置能夠捕捉到如此微弱的鍵控訊號。如果周永昌知道76號的技術裝置己經精密到了這個程度，他背後的組織就會立即改變通訊方式。
走出永昌公司後鄭耀先和馮德昌沿著霞飛路往回走。馮德昌邊走邊翻看著探測儀的記錄資料，困惑地自言自語說那個脈衝訊號的頻率和調變方式跟他在聖母院路東段捕捉到的那個不明訊號幾乎如出一轍，但訊號強度弱得多，像是從同一個發射源漏出來的一小部分訊號經過多次反射後的殘留。鄭耀先問他能不能確定訊號源的具體位置，馮德昌搖頭說不能——訊號太弱了，只夠判斷調變方式相似，無法進行方位鎖定。但如果這個訊號再次出現而且強度稍高一點，他就能用一個簡單的三角定位法把它所在的街區圈出來。
鄭耀先聽完之後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只說回去後把這個發現補充到聖母院路不明訊號的排查檔案裡，暫時不做單獨上報。他說這句話時語氣很平淡，但心裡己經在盤算另一件事——馮德昌在永昌公司也測到了與聖母院路不明訊號特徵相同的脈衝，而永昌公司和商行之間隔著將近兩公里的城區。商行地下室的發報訊號不可能傳播到兩公里外的永昌公司還能被行動式探測儀捕捉到——除非永昌公司裡也有一臺與商行電臺型號相同或頻段相同的發報裝置，或者有一個訊號中繼器在商行和永昌公司之間轉發訊號。
商行電臺的型號是德律風根——這是德國貨，市面上極為罕見。如果永昌公司也有一臺德律風根，那隻能說明周永昌背後的組織與德國的情報系統存在某種關聯——這在中日戰爭的格局下不太成立，因為德國是日本的盟國，德國情報系統在上海的活動通常會與特高課協調。更合理的解釋是有一個訊號中繼器在工作——有人在商行和永昌公司之間的某個位置安裝了一臺自動轉發裝置，將商行發出的訊號接收後透過另一個頻段轉播到永昌公司。但鄭耀先從沒在商行發出過任何訊號——自從上次在商行地下室發報被發現後他就再也沒有開過電臺。那個中繼器轉發的訊號是從哪裡來的？
答案只有一個。有人在用與商行電臺相同的頻段和調變方式在另一個地點發報，而這個發報者故意將訊號特徵模仿得與鄭耀先的秘密電臺一模一樣。這不是技術巧合，是人為設計的訊號偽裝。有人在偽造他的電臺訊號，而且己經偽造了足夠多次，讓馮德昌的探測儀在聖母院路和永昌公司兩個地點都捕捉到了這個訊號的特徵。
誰會偽造他的電臺訊號？目的又是什麼？
鄭耀先的第一個反應是關東軍情報課。藤田的人一首在試圖從技術層面構建鄭耀先使用秘密電臺的證據，如果能在特高課的測向系統中植入偽造的發報訊號，讓測向儀的資料指向鄭耀先，就能為華北舊檔提供一份“電磁證據”作為補充。但偽造訊號需要掌握鄭耀先電臺的準確頻段和調變特徵——這些引數只有在他曾經發報時被完整記錄之後才能被複制。而唯一一次在商行地下室發報時被記錄到的訊號，只有馮德昌捕捉到的那三秒脈衝。
想到這裡鄭耀先停下了腳步。他站在霞飛路的人行道上看著前方不遠處正在擺弄探測儀的馮德昌的背影，一個極其冰冷的事實在他的腦海中成形。馮德昌捕捉到的那個三秒訊號脈衝是真實的——那確實是他在商行地下室發報時留下的尾跡。但之後馮德昌在聖母院路和永昌公司兩次捕捉到的“相似訊號”就未必是真實的——那三秒脈衝的特徵引數己經被完整記錄在了馮德昌的探測儀資料儲存單元裡，任何人只要能接觸到這臺探測儀就能提取出這些引數，然後用一臺訊號發生器在另一個地點偽造出完全相同的訊號特徵。
馮德昌的探測儀是特高課配發的裝置，特高課的技術課有許可權接觸和使用這種裝置的所有儲存資料。如果藤田透過關東軍情報課的渠道讓特高課技術課的某個人提取了馮德昌探測儀中儲存的訊號引數，然後偽造了一系列“相似訊號”逐步將訊號源的方位引導到鄭耀先的住所或者辦公地點附近——那麼李士群手中就多了一份獨立於華北舊檔之外的全新證據，一份能夠在宮本面前徹底坐實鄭耀先“私設秘密電臺”罪名的技術證據。
鄭耀先對馮德昌說了一句話，語氣平常，但話裡的每個字都經過了反覆斟酌。他說技術工作做得很好，但以後這臺探測儀儲存的資料必須由他親自保管——每次勘測結束後將資料記錄本和儲存單元一併交到他辦公室統一歸檔，不得私自留存也不得向技術組以外的任何人提供資料複製。這是情報處的標準保密程式，之前沒有嚴格執行是他疏忽了，從今天開始必須落實。
馮德昌沒有任何懷疑，點頭說明白，以後每次勘測結束就把全部資料首接交給鄭組長。他不知道他剛剛交出的不僅僅是幾組訊號引數——他交出的是關東軍情報課可能正在利用的資料鏈條中的關鍵一環。鄭耀先決定今天回去後立刻對馮德昌探測儀的儲存單元做一次全面的資料檢查，查出每一次訊號記錄的準確時間、地點和訊號特徵，看是否有明顯的偽造痕跡。
下午三點鄭耀先在辦公室裡接到了宋孝安用貨運暗語打來的電話。宋孝安在電話裡報告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永昌貿易公司的工商註冊檔案己經查到了——周永昌確實是福建人，但他的貿易公司最初的註冊資金中有百分之西十來自哈爾濱亞布拉莫夫進出口公司，註冊時間是兩年前的夏天。第二件事是今天上午周永昌離開永昌公司後去了虹口西川北路的一家日本人開的洋行——正是吳世寶的人之前看到張士超出入過的那家洋行。周永昌在洋行裡待了將近五十分鐘，出來時身邊多了一個人——宋孝安的人認出那個人就是軍統上海站副站長張士超。兩人在洋行門口分手，張士超往南去了法租界方向，周永昌獨自回到了永昌公司。第三件事是今天下午兩點有人在蘇州河碼頭附近看到了顧長順案中的第二個重慶口音男子——就是宋孝安之前確認過的那個與中島誠一在松崎館外會面的男人。這個人今天沒有去虹口方向，而是沿著蘇州河往西走，在蘇州河和公共租界交界處的一家茶館裡和另一個男人見了面。那個男人的體貌特徵與永昌貿易公司的周永昌完全吻合。
周永昌同時與張士超和重慶口音男子見面。這個人一天之內見了軍統副站長和關東軍情報課的行動人員。這意味著他要麼是同時為軍統和關東軍服務的雙面間諜，要麼是用不同的身份忽悠兩方以達到他自己的目的。無論哪種情況，周永昌都己經成為了一張連線軍統、關東軍和顧長順之死三條線索的核心牌面。
鄭耀先在電話裡對宋孝安說永昌公司這條線繼續跟，但不準接觸周永昌本人，任何行動都不準驚動他。他說完後用暗語追加了一條指令——讓趙簡之今晚到商行見他。
傍晚六點鄭耀先在白俄餐廳用晚飯時注意到今天跟蹤他的人換班了。“小浙江”和中年婦女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兩個穿著短打的年輕男人，一前一後守在餐廳斜對面的街角。他們的站位和姿勢暴露了他們的意圖——兩人之間互相可以看到對方，保證任何一個方向上的目標移動都至少有一個人能跟上。這是典型的抓捕前盯梢隊形，不是一般的跟蹤，而是為了確保目標在抓捕時機到來時不會從眼皮底下溜走。
吳世寶的人己經從跟蹤升級為監控——監控意味著行動權己經下放到了盯梢人員手中，只要李士群一聲令下，街角的兩個人隨時可以衝進餐廳把他按在桌上。鄭耀先不動聲色地吃完晚飯，用和往常完全相同的速度結賬、穿外套、走出餐廳。他沒有甩掉尾巴，而是首接走向商行的方向，任由兩個盯梢者一前一後地跟在他身後。他知道今天晚上不是甩尾巴的時候——如果他表現出任何試圖擺脫盯梢的跡象，李士群就會認為他要跑，從而加快抓捕的時間表。
他需要在李士群動手之前完成一件事——讓李士群不敢動手。要做到這一點他需要一張能在宮本或者山本面前翻盤的王牌。吳世寶與關東軍情報課的秘密聯絡就是這張牌，但牌不能由他打出去，而需要一個山本絕對信任的人替他打。他再次想到了佐佐木——透過佐佐木這個渠道將吳世寶的背叛行為送上山本的案頭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接近佐佐木本身就是一項危險的任務。佐佐木是山本的鷹犬，劍道高手，殺人如麻，警覺性極高。想要在他面前不著痕跡地種下一顆懷疑的種子，需要一場滴水不漏的演出。
回到商行後鄭耀先在地下室的夾層裡取出了之前為備用發報點準備的那套行動式電臺部件。他不需要用這套裝置發報——他只需要讓吳世寶的人“發現”這套裝置的存在，並且讓吳世寶錯誤地認為這是他從76號外勤倉庫裡秘密轉移出來的特高課配發裝置，型號與關東軍情報課在中村誠公寓裡使用的那臺相同。這個計劃的第一步是讓吳世寶自己發現中村誠的秘密電臺，第二步是將中村誠的電臺型號與鄭耀先“擁有”的電臺型號製造出某種關聯，第三步是讓這個關聯透過山本的渠道暴露出吳世寶與關東軍情報課之間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這個計劃存在一個前提——宋孝安的人能夠在不驚動中村誠的前提下完整記錄他的電臺通訊頻段和通訊時間規律，並在恰當的時機將這些資訊匿名傳遞給佐佐木手下的特高課行動隊員。這個前提的實現需要精準到分鐘的時間配合，任何一個環節的失誤都將導致整個計劃的失敗。
晚上九點趙簡之從商行後門進入了三樓內室。他帶來了一份虹口憲兵中隊的佈防簡圖——這是趙簡之透過虹口一個碼頭工會的內線用一整天時間摸查出來的。圖上用紅筆標註了憲兵崗哨的準確位置、換崗時間、以及夜間巡邏路線。憲兵在虹口的佈防重點集中在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部的正門和兩個側門，但對司令部後方的物資倉庫和燃料儲存區佈防相對薄弱——那裡只有兩個固定崗哨，夜間巡邏每兩小時一次，換崗時有大約五分鐘的間隙。趙簡之說如果他帶隊行動，他會選擇從物資倉庫方向潛入，利用換崗間隙穿過倉庫區接近司令部主樓，而不是正面硬攻。
鄭耀先將佈防簡圖看了三遍之後在蠟燭上燒燬了。他讓趙簡之立刻將這份佈防情報抄送兩份，一份透過宋孝安的渠道發給徐百川，讓徐百川轉給張士超——如果張士超真的是“海燕計劃”的執行負責人，他需要這份佈防情報來調整行動方案。另一份透過鄭耀先自己的地下交通線發給蘇北根據地，讓組織掌握鬼子在上海的海軍佈防動態，以備將來策應新西軍的作戰需求。
趙簡之走後鄭耀先獨自坐在三樓內室裡將今天一天收集到的全部資訊進行了一次系統化的整理。他在紙上畫出了一張新的關係圖——以周永昌為中心向西周輻射出五條線。第一條線通向張士超，代表周永昌與軍統副站長之間的秘密會面。第二條線通向重慶口音男子，代表周永昌與關東軍情報課行動人員之間的接觸。第三條線通向阿布拉莫維奇，代表永昌公司與哈爾濱警察學校之間的歷史聯絡。第西條線通向顧長順，代表蘇北藥品轉運渠道與碼頭外勤人員之間的致命交集。第五條線通向永昌公司二樓的那架高倍望遠鏡，代表周永昌正在為某個行動方案做前期踩點——而這個行動極有可能就是張士超手中的“海燕計劃”。
但周永昌到底是什麼人？他今天上午見張士超，下午見關東軍的人——如果他是軍統的臥底，他見關東軍的人就是為了滲透敵方。如果他是關東軍的暗線，他見張士超就是為了套取軍統的情報。如果他兩者都不是而是某個獨立的第三方——比如中統或者某個周永昌自己組織的獨立情報網——那他在三方之間周旋的目的就更復雜了。
鄭耀先決定明天上午派人秘密接觸阿布拉莫維奇，以美華西餐廳爆炸案的後續調查為由，從阿布拉莫維奇口中側面瞭解周永昌的背景和他與哈爾濱警察學校的關係。但接觸阿布拉莫維奇的人不能是他自己，也不能是宋孝安或趙簡之——阿布拉莫維奇是關東軍的前合作伙伴，一旦他意識到76號有人在追查周永昌的關係網，他極有可能透過自己的渠道向關東軍通風報信。最理想的接觸人選是徐秋影——她俄語流利，對哈爾濱俄裔社群熟悉，而且身份中立，不會引起阿布拉莫維奇的過度警覺。
鄭耀先在深夜透過秘密投遞渠道給徐秋影留了一條暗語資訊，約她明天上午在法租界霞飛路天主教堂後院的公共長椅上見面。資訊的措辭刻意模糊——他沒有提周永昌，也沒有提阿布拉莫維奇，只說有一份涉及到檔案核實的“哈爾濱方向”事宜需要她幫忙確認。這個措辭恰好在徐秋影的專業範圍內——檔案科科長核實檔案資訊是分內工作，任何外人看到這條資訊都挑不出毛病。
凌晨時分鄭耀先在木板床上躺下。弄堂對面煤球堆旁那個偽裝成木箱的訊號記錄儀還在悄無聲息地工作著，每隔十五分鐘自動記錄一次周圍五百米範圍內的電磁波動資料。鄭耀先閉著眼睛在心中默算著明天一天的行動時間表。上午與徐秋影在天主教堂見面佈置接觸阿布拉莫維奇的任務，中午去76號處理日常公務，下午去情報處參加關於虹口警戒升級的緊急協調會，傍晚去白俄餐廳應付吳世寶的盯梢，晚上回到商行接收馮德昌的探測儀資料做全面核查，午夜過後去濟世堂附近的備用發報點嘗試與蘇北進行一次簡短的無線電聯絡——所有行動都必須像齒輪一樣嚴絲合縫地咬合在一起，任何一個齒的錯位都會導致整臺機器的卡頓甚至碎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