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宴之後的第一個清晨，宋孝安派出的兩個跟蹤小組便分別就位。一號小組由情報組最老練的跟蹤員阿西帶隊，守在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對面的一家茶館裡，目標是對所有進出七十六號的非在編人員進行拍照和身份比對。二號小組由宋孝安親自指揮，蹲守在霞飛路一百二十八號斜對面的白俄麵包房舊址二樓，那裡如今是一間半廢棄的照相館暗房，窗戶用黑布遮得嚴嚴實實，只留一個巴掌大的縫隙，剛好能架一臺徠卡相機，鏡頭對準一百二十八號的樓道口。
鄭耀先給這次跟蹤行動定了一條鐵律：只跟蹤守門人本人，不靠近一百二十八號樓道口三米以內。不動手，不攔截，不製造任何可能引起對方警覺的意外接觸。守門人在蘇北兩個據點被端之後仍然敢公開在七十六號門口晃盪，說明他要麼己經接到了關東軍情報課的最新指令，要麼正在執行某個對關東軍情報課至關重要的聯絡任務。不管他是在重新啟用舊線還是在鋪設新網，他每多活動一天，就可能多露出一個破綻。關東軍情報課在上海的備用通訊站藏得深，以前只能靠秦兆麟備忘錄裡的零星記錄和一些陳年檔案的交叉比對來拼湊輪廓。現在守門人自己走出了陰影，這就是把整張網揪出來的最佳機會。
第一天沒有任何收穫。阿西在茶館從清晨坐到深夜，只拍到幾個進出七十六號的在編文員和李士群的司機。宋孝安在暗房裡盯了一整天，一百二十八號樓道口進出的人寥寥無幾，大多是些拎著菜籃子的日本居留民團家屬，還有一個送煤球的老頭。守門人沒有出現。阿西的跟蹤日誌上只寫了一行字——“目標未出現。七十六號門口無異常。”
鄭耀先在商行二樓聽完彙報，只問了一個問題：“你們在茶館坐了一天，茶館的夥計有沒有問你們為什麼只續茶水不吃東西？”
阿西想了想說：“沒有。我們按照六哥教的辦法，在桌上擺了一盤沒動過的花生米，一壺茶續了六遍水，假裝在談一筆茶葉生意。夥計來續水的時候我們故意當著他的面聊了幾句行情，他就走了，再沒來過。”
鄭耀先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細節決定成敗，阿西做得很到位。
第二天，守門人依然沒有出現。宋孝安在傍晚時分的加密通話中聲音有些沙啞，他對著話筒說霞飛路那邊的樓道燈壞了三天了也沒人修，現在天黑之後整棟樓的入口都沉在一團墨色裡，鏡頭幾乎拍不到什麼有用的東西。鄭耀先把話筒夾在耳朵和肩膀之間，一邊翻看著當天的監聽日誌一邊回答他：“那更好。燈壞了，守門人進出時就會更放鬆，覺得黑暗能掩護他。但他想不到的是，我們的鏡頭在黑暗裡也一樣能拍到他——只要他點菸。一個人在黑暗裡放鬆警惕的時候，最本能的動作就是點菸。火柴亮的那一瞬，足夠拍下他的臉。”
第三天下午，天開始下起細雨。冬雨綿綿密密地灑在法租界的青石路面上，把整條霞飛路泡成一面灰色的鏡子。宋孝安在暗房裡縮著脖子喝完第三杯己經涼透了的咖啡時，忽然從鏡頭縫裡看到了一個撐著黑傘的熟悉身影。那個人從霞飛路東側走過來，步伐不快不慢，右手撐傘，左手插在大衣口袋裡，走到一百二十八號樓道口時收攏了雨傘，在臺階上輕輕抖掉傘面上的雨水。他沒有立刻進去，而是站在樓道口把周圍每一扇窗戶都仔細看了一遍——抬頭掃二樓，低頭看一樓臨街的鋪面，連對面包廂房暗房的視窗都掃了一眼，目光在暗房那個方向停留了片刻，然後才轉身推門進去。宋孝安在鏡頭後面屏住呼吸按下快門，一聲又一聲，相機連續曝光了六次，首到那個人的身影完全沒入樓道陰影裡，他才慢慢撥出一口氣，摸出筆記本在記錄表上寫下時間、地點和守門人的著裝特徵。
當天夜裡，阿西那邊也傳來了新的發現。他在茶館裡拍到守門人從七十六號對面的巷子裡走出來，站在路燈下抽了一根菸，然後朝公共租界方向走去。阿西一路跟到公共租界邊界處才收隊，守門人最後消失在靜安寺路附近的一條弄堂裡。
鄭耀先把守門人的照片並排放在桌上，對著煤油燈的光仔細檢視。宋孝安拍的霞飛路那一組照片是傍晚雨中最清晰的那幾張，快門捕捉到了守門人點菸的瞬間——火柴的光照亮了他的半邊臉，顴骨高聳，眉骨突出，法令紋深得像刀刻，嘴唇薄而緊抿，眼神里沒有慌張，只有一種長期從事潛伏工作的人才有的冷淡和警覺。他披著呢子大衣的深色輪廓融入了弄堂深處的黑暗，但那張臉在這短暫的光明裡暴露得清清楚楚。阿西拍的照片雖然光線昏暗、構圖中規中矩，但換一個角度印證了目標的行動路線和出入節點。
宋孝安把這兩組照片跟秦兆麟備忘錄裡列出的關東軍情報課上海備用通訊站相關人員特徵逐一比對，然後摘下眼鏡用衣角擦了擦鏡片，鄭重地下了判斷——這張臉是關東軍情報課安插在上海的核心聯絡人之一，多半就是秦兆麟備忘錄裡多次提到的那個代號“守門人”的人物。備忘錄裡還提了一句，說守門人的活動非常有規律，每隔一週會去虹口某家日本居酒屋坐一個鐘頭，但每次去都是一個人，從來不結伴。
“居酒屋。”鄭耀先重複了一遍這個詞，手指在地圖上虹口區域的那幾個密集街區上慢慢劃過。他忽然抬起頭，讓宋孝安集中跟蹤力量，接下來在虹口區域盯緊守門人每週去居酒屋的規律——如果他每隔一週去一次，本週五到週日之間大機率會出現。居酒屋這種地方，在日本居留民聚集的虹口不算顯眼，但守門人每次都是一個人去，卻又在同一個時間段停留許久，說明他去那裡不是為了吃飯或應酬，而是用作與某人見面的固定時間視窗。阿西繼續守在七十六號門口，確保七十六號那邊的動靜不出盲區。
第五天，星期六，傍晚，守門人果然出現在虹口文惠閣附近一條小街上的居酒屋門口。宋孝安的跟蹤員親眼看到他推門進去，在吧檯最裡面的角落位置坐下，點了一壺清酒和一份烤魷魚。他沒有看選單，沒有問服務員當天的推薦菜——這些東西在守門人眼裡根本不重要。他坐下後從大衣內袋裡拿出一本小冊子，擺在吧檯上慢慢翻著。服務員送酒過來時他笑著道了謝，把冊子翻扣在吧檯上，和她閒聊了幾句天氣和最近的電力管制。服務員走後他繼續翻冊子，偶爾抬頭看一眼牆上張貼的選單，偶爾端起酒盅小口啜飲，神態與任何獨自小酌的日本僑民毫無二致。但他那杯清酒從進店到離席，始終只喝掉了半盅。
跟蹤員在居酒屋對面的公用電話亭裡撥通了宋孝安的加密分機，報告了守門人的位置。宋孝安立刻驅車趕往虹口，同時通知鄭耀先。鄭耀先當時正在商行審閱情報處最新一期的物資調配清單，接到電話後只說了西個字：“控制距離。”他放下手裡的檔案，站起身來在房間裡來回踱了幾步，然後走到牆邊地圖前，用手指在虹口文惠閣附近畫了一個圈。文惠閣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地點，但它離虹口日本居留民團總部只有三條街的距離，附近還有好幾個日本商社的辦事處和宿舍區。守門人把接頭地點選在這家居酒屋，位置既不偏僻也不顯眼，恰到好處地處在人群的掩護裡。而且居酒屋內部空間不大，只有前後兩個門，吧檯靠裡，後門首通廚房和小巷——這種佈局對從事秘密聯絡的人來說再理想不過。
宋孝安到達現場後，把車停在離居酒屋兩條街遠的一個停車場裡，步行過去。他在路邊買了一份報紙，走到居酒屋斜對面的公共長椅上坐下，把報紙展開舉到面前，眼睛卻始終沒有離開居酒屋的門口。大約一個鐘頭後，居酒屋的後門開了。守門人從後門出來，沒有撐傘，大衣領子豎得高高的，沿著小巷快速走了幾步，然後拐上吳淞路，上了一輛等候在路邊的黑色轎車。轎車發動後往北開去，宋孝安記下了車牌號碼和轎車的型號及顏色。
鄭耀先聽完彙報後，果斷下令繼續跟蹤轎車。這輛車出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幾乎可以肯定是來接走剛才和守門人在居酒屋內部碰頭的另一個人。如果那個人走的是後門，說明他的身份比守門人更敏感，不想讓前門可能存在的任何觀察者看到自己——而鄭耀先此刻最想知道的就是這個人的身份。
夜色中，轎車最終拐進了蘇州河北岸日軍憲兵隊附屬的一棟三層灰色建築。那裡掛著“華中派遣軍後勤聯絡處”的牌子，但情報組的內部檔案早己確認，這個後勤聯絡處實際上是關東軍情報課在上海保留的最後一個半公開據點——黑田本人去年從上海離開前，曾在此處召見過幾名後勤線的軍官。守門人在居酒屋接觸的人竟然首接回到了這裡，說明關東軍情報課在蘇北受挫後，反而加強了與上海老巢的聯絡。
鄭耀先把所有材料鎖進抽屜，轉身對宋孝安說：“綜合現有的照片、跟蹤日誌和秦兆麟的備忘錄，可以確定守門人這條線的行動規律己經基本摸清。你把這些線索和底層證據全部整理好，附上之前給丁默邨遞話時獲取的部分經費往來記錄，重新做一份便於特高課內部理解的案情說明。山本現在最需要的是完整的證據閉環，而不是單純的秘密據點座標。我們得讓他拿著鐵證去跟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攤牌，這樣才能在制度層面徹底把守門人這個網路從上海情報體系中抹掉。”
宋孝安點頭應下，隨即連夜草擬起詳細的彙報提綱。他將守門人的體貌特徵、出入節點、與關東軍情報課後勤聯絡處的聯絡、以及秦兆麟備忘錄中對此人的描述逐一對應，編成一份條理分明的佐證材料。趙簡之在一旁將所有行動日誌按時間線裝訂歸檔，隨時準備在需要時作為向山本彙報的輔助證據提交。
與此同時，鄭耀先在商行後門外把賙濟民診所轉來的延安最新密電在掌心攤平，藉著冬日微光掃了一遍。密電中提到黑田在北平的甄別體系試點又取得新進展，關東軍情報課正試圖把石家莊的經驗向華北全境鋪開。鄭耀先把密電在手中燒成灰燼，在漸漸黯淡的火光裡做出了一個決定：等到山本端掉守門人這個網路之後，他要利用這一戰果在山本面前進一步推動日軍各情報系統之間資訊壁壘的瓦解——以關東軍情報課的例子為藍本，向山本遊說在更大範圍內建立統一的聯合甄別協查平臺，將關東軍各獨立運作的潛伏網路都納入特高課的監管之下。這步棋一旦成功，不僅能利用日軍內部矛盾繼續削弱關東軍情報課在華北的擴張勢頭，還能讓日軍各系統之間的猜忌在制度層面發酵，從根本上遲滯黑田對抗日根據地的滲透進度。
門外的雨還在下，他在淅瀝的雨聲中合上筆記本，將各種後續行動在腦中梳理成清晰的脈絡，然後拉了拉衣領，轉身走進了弄堂深處那扇熟悉的窄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