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晴把那頁會議記錄拍了下來，沒有多問，把資料夾還給了村文書，然後沿著主街往村口方向走，走到那棵老槐樹下，站了一會兒。
周大河說得對，那筆錢在賬上走完了流程，但合同本身並沒有經過正式的民主決策程式，而簽字欄那幾行潦草的簽名之間，也還留著尚未被填滿的縫隙。
她往回走了幾步，感覺到秋天的風從魚塘方向吹過來，水面在遠處泛著一層細碎的光——那口魚塘還在那裡，沒有魚，但水位也沒有下降，像一頁被人翻開後輕輕合上的舊賬本，等著被人再次翻開。
回到市局之後，蘇晴把那份會議記錄的照片和合同影印件並排放在桌面上。
魚塘的承包費翻了三倍，簽字欄的簽名也少得不成形。
她合上資料夾，把它和清溪村的卷宗放在一起，收進了抽屜裡。
窗外正在變暗，路燈亮起來了，光穿過老槐樹的枝葉，在地面上落下一片細碎的光影。
水面在遠處泛著細碎的光，那口魚塘還在原處，水位沒有下降，但魚塘的輪廓正隨著風的方向在水面上微微改變著形狀，像是被一隻眼睛重新注視了一遍.....
清溪村的卷宗在抽屜裡擱了將近一週，蘇晴沒有再去動它。
她知道魚塘承包費這件事己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調查缺口了，但還沒有走到需要正式立案那一步。
那筆錢在信封裡放了一年多，那段被補過的砂石路還在原地，老孟的工作可能存在疏忽，但並沒有體現出主觀惡意。
她把那幾份材料按時間順序重排了一遍，在封面上用鉛筆寫了一個“暫存”字樣，然後合上了抽屜。
就在那個週五的下午，蘇晴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
號碼是縣裡的，她不認識，但接起來之後，對方的聲音帶著一種己經醞釀了很久的沉靜：
“蘇市長，我是月湖鎮的蔣一萍。我在月湖鎮開了十幾年農家樂，兼著一份野鳥保護志願者的活。
去年秋天開始，湖邊經常發現死鳥，不是一兩隻，是成片地死，有時候一天能撿到幾十只。我送到縣裡檢測過兩回，第一回說是病毒感染，第二回查不出原因。
我自己私下留了幾隻，送到省城一個動物醫院的朋友那裡化驗，他跟我說那幾只鳥體內有農藥殘留，不是自然死亡，是被人投毒的。
我把這件事反映給了鎮上，鎮上說沒有證據，讓我不要聲張。我又找過縣林業局，他們來人看了一圈，說可能是天氣原因，就走了。
我現在手裡沒有別的辦法，但我確實知道它們不是病死的，也不是天氣原因。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讓你也看看那些鳥。”
蘇晴握著手機，窗外的陽光正在變淡，從午後明亮的白色轉成了偏暖的色調。
蔣一萍的語速從頭到尾都很穩，像是在心裡把這段話排練過很多次了：
“你現在手裡還有鳥的標本嗎？”
“有。我留了十幾只，凍在冰櫃裡。如果你願意來看，我可以拿出來給你看。”
“明天上午我到月湖鎮去，你方便嗎？”
“方便。你到了給我打電話，我到鎮口接你。”
掛了電話，蘇晴在筆記本上寫下了“月湖鎮”三個字，在旁邊標註了“蔣一萍，野鳥保護志願者，農家樂經營者，鳥類異常死亡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