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十幾個管理層，把家裡房子抵押了，存款掏空了，親戚朋友借遍了。
我自己的房子，縣裡那套老單元房，估了八萬塊錢，全押進去了。我愛人為此沒少跟我吵架。”
他苦笑了一下，“可這點錢，想盤活一個廠子，真是杯水車薪。加上職工集資那塊，總共湊了不到一百萬。”
“大頭，還得靠另外兩塊。”
劉江河說著，伸出兩根手指：“一是縣裡的政策置換和‘掛賬’。剝離的銀行債務，縣裡出面協調，一部分核銷，一部分‘掛起來’，約定企業盈利後再分期還。
廠房土地作價入股，算是縣裡持有的國有股，但不參與日常管理，也不要求固定分紅，給了我們喘氣的機會。”
“第二，”他頓了頓，聲音低沉了些，“找了兩家本地民營老闆。
他們以前跟廠裡有業務往來，知道我們有技術和老客戶資源。我們讓出一部分股權，換來了急需的流動資金。”
“當然，這個過程……”他看了李小南一眼，“由縣改制領導小組全程協調。”
李小南點了點頭，沒再追問‘協調’的具體細節，只是問：“對於讓外部民營資本入股，當時職工們有意見嗎？”
“能沒意見嗎？”劉江河嘆了口氣，“為這個事，前前後後，開了不下十次職工大會。
我們是嘴皮子磨破，賬本翻爛，給大家算賬。
沒這筆錢，裝置換不了，訂單接了也做不出來，廠子只有死路一條。
有了這筆錢，活下來，大家才有崗位，股份才有價值。最後是投票表決，勉強過了三分之二。”
“那現在廠裡的股權結構是？”李小南接著追問。
“現在啊，”劉江河對資料顯然很熟，“縣國資佔10%，主要是土地廠房折價。
我們管理層和核心技術人員持股平臺加起來佔35%，當初引進的兩家民營股東共佔30%，職工持股會佔25%。
決策權還是在我們管理層和技術骨幹手裡，但重大事項得董事會透過。”
“職工的股份，這些年有收益嗎？”
“有。”
劉江河這回答得乾脆，臉上也亮了些，“改制頭三年沒分紅，錢都投進去了。從第西年開始，每年根據盈利情況分紅，最近幾年，職工股份的年分紅率平均在8%到12%左右，比存銀行強。
另外，廠子活了，工資獎金也年年漲，現在一線技術工人，拿到手的比縣裡公務員只多不少。
說到底，這才是最實在的。”
李小南邊聽邊記，偶爾抬眼看看劉江河的表情。
她注意到，劉江河說起職工分紅和工資時，語氣比較篤定、鬆弛，但提到引入民營資本的過程和最初籌錢，眼神和語速都有在刻意控制。
“劉總，帶我們去車間走走吧，看看當年東拼西湊換來的新裝置。”李小南合上筆記本，笑著提議。
“好，好，這邊請。”劉江河聽了，明顯鬆了口氣，連忙起身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