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回到辦公室的時候，走廊裡的燈己經全部亮了。
聯邦調查局總部在司法部大樓的第五層，走廊兩側的辦公室門緊閉著，只有盡頭的窗戶透著一點外面路燈映進來的微光。
胡佛走路沒有聲音——這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皮鞋底軟，步幅均勻，身體的重心在步態中壓得很穩，走在木質地板上的聲響幾乎被暖氣片和通風管道的嗡鳴完全覆蓋了。
他推開門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把外套掛好，然後按了一下桌面上的電鈴。不到半分鐘，門口出現了一個年輕的男人。
他叫保羅·韋伯，三十一歲，瘦高個，面孔乾淨得近乎平淡，放在人群裡第一眼不會有人記住他。
他的資料夾在胡佛的私人檔案櫃裡只有薄薄幾頁，但那幾頁紙上的每一行字都經過反覆打磨。
韋伯的公開身份是法國北方一家紡織機械製造商的次子，家族在一九三西年法國革命中損失了大半產業，輾轉透過荷蘭和英國逃到美國，現在在紐約經營一間規模不大的機械進出口代理行。
這套身份從護照到銀行賬戶到社交履歷，前後用了八個月時間搭建完成，底層的線索鋪得極其細密，細到如果真有人去查他的“老家”，會發現阿爾薩斯邊境確實有一座被新政府沒收了的紡織機械廠，廠長的次子也確實叫保羅·韋伯，護照號、出生日期、母親的孃家姓全部對得上。
區別只在於：
真的那個保羅·韋伯在一九三五年死於巴黎的一場流感，而這件事除了登記在巴黎某區民政檔案室的冊子底部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目標圈層己經初步接觸了。”
胡佛靠在椅背上，
“過去一週，你參加了三場晚宴、兩次高爾夫球會和一次私人沙龍。有人注意到了你。
今晚，參議員莫頓的府邸有一場聚會，你會在邀請名單上。
記住——今晚會有人來找你。
不是試探，是招攬。”
韋伯點頭，什麼也沒問。他不需要問。
當晚八點，喬治城莫頓參議員的宅邸燈火通明。
那是一棟三層紅磚別墅，門前車道兩側的冬青樹修剪得規整得像列隊計程車兵，鐵藝大門敞開著，門廊裡站著兩名穿黑色禮服的侍者，一人負責接外套，一人端著擺滿高腳杯的銀盤。
車道上陸續有黑色轎車駛入，下來的男男女女都穿著昂貴的晚裝——女士的皮草和男士的領結在門廊的水晶燈光下泛著一種溫潤的、被精心維護過的光澤。
室內樂隊的絃樂聲從別墅的窗戶縫隙裡滲出來，混著笑聲和杯盞碰撞的叮噹聲，在溼冷的二月夜空中聚成一團模糊的暖意。
韋伯穿著藏青色的晚禮服，袖釦是他自己那間代理行的樣品——黃銅鍍鎳的樸素款式，恰如其分地符合一個“家道中落但尚有餘產”的小商人的身份。
當他走進莫頓參議員宅邸客廳的時候，沙發和靠牆的餐檯之間散落著大約三西十個人，男多女少，女士們大多穿得十分華麗，男士們清一色的深色晚裝，站姿姿態各異卻都有一種刻意放低了的、帶著觀察意味的鬆弛。
每一個人的目光都在不動聲色地掃視周圍的人，韋伯剛剛在壁爐旁邊站定不到三十秒，一個矮個子圓臉的禿頂男人就湊了上來。
“您就是……韋伯先生吧？
”對方伸出手來，
“我是查爾斯·巴洛，在東海岸做機床銷售。
聽說您在紐約做機械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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