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會議廳。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上午九時。
會議廳不大，但今天坐滿了人。
長圓形的橡木會議桌擦得鋥亮，桌面中央擺著一個巨大的地球儀，金屬底座在燈光下泛著溫潤的光。
地球儀上的歐洲大陸被塗成了紅色，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從北角到地中海，一整片完整的、沒有斷裂的紅色。
桌子的西周坐著將近六十個人，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身份各異——語言學家，文化學者，教育家，還有幾位出版社的總編輯和幾家主流報紙的主筆。
這場會議的主持人是德國教育人民委員弗裡茨·托勒，他開口說話的時候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同志們，今天把大家請到柏林來，不是為了討論一件小事。
我們坐在這裡，是因為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語言學家、文化學者和教育家，要共同面對一個己經存在了很久的問題——我們的經濟正在一體化，我們的政治正在一體化，我們的安全正在一體化。
但我們的語言，還是各自為政。”
“一個德國的工程師在波蘭的工廠裡指導裝置安裝，他需要翻譯；
一個法國的教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學校交流教學經驗，他需要翻譯；
一份從義大利發往匈牙利的科研報告，有時要先譯德語，再從德語譯成匈牙利語，經過三次轉譯才落到使用者手裡。
這不是效率，這是損耗。”
“經濟共同體的分工己經越來越細，各國的產業正在互相嵌入，所有這些環節之間的銜接，都需要大量的資訊交換。
如果資訊交換始終要透過翻譯——不只一重翻譯，是兩重、三重——那麼效率就會持續低於真正一體化的水平。”
他收回手，雙手撐在桌沿上。
“所以，我們今天坐在這裡，不是為了討論‘要不要做’，而是討論‘怎麼做’。
這項工作，需要由在座各位來完成。這不是幾年就能完成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長的時間。
但如果不開始，就永遠不會完成。”
坐在長桌另一端的一位老學者舉起了手。他是讓·杜布瓦，法蘭西社會科學院院士，歐洲最著名的歷史語言學家之一。
“托勒同志，我有一個問題。各個國家的語言學家坐在一起設計一種新語言，這當然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
但我想問的是——這種新語言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是建立在某一種現有語言的基礎上進行簡化？
還是從頭創造一種全新的、不屬於任何現存語系的體系？”
托勒看著他。
“杜布瓦同志，這正是今天需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韋格納同志在會前和我談過，他的設想是——新語言應該是一種‘人造輔助語言’，不是用來取代各國現有語言的。
它不替代德語、法語、俄語或英語，而是作為所有人的第二語言，在跨國交流、貿易、科技、教育領域使用。
因此，它需要簡單、規則、邏輯清晰、易學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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